订婚
我的订婚的年龄，也是在十八岁。在那个时代，婚姻制度是牢不可破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合呀。我虽然已经读过了不少描写婚姻不自由的著作与小说，觉得婚姻是要自由的，但我对于恋爱，一无对象。在亲戚中，我幼年时期的表姊妹极多，可是到现在，有出嫁的，有远离的，已都星散了，并且那时的男女之防极严，那所谓有礼教的家庭，一到了十七八岁，青年男女，然不大能见面了。
我自从在七八岁时，在外祖母家，他们以我与表妹两小无猜，给我开了玩笑以后直到如今，就没有正式提过订婚的事。从前中国民俗，订婚都是极早的，尤其在江南各处富庶之乡，儿女们在五六岁时已订婚。甚而至于父母说得投机，指腹为婚的，闹出了种种传奇故事。我祖母及母亲，都不赞成早日订婚，因为无论男女，小时节都看不出什么来，及至长大了，有了缺点，也因为已经订定了，不能解除，不是便成了一个人的终身憾事吗？
当我十三四岁时，在朱先生处读书，盛家浜一带，古木参天，沿着一条河浜，所有人家，门前都有一条板桥，以通出入，最好是在夏天，晚风微拂，大家都移了椅子，在板桥上纳凉。东邻西舍，唤姊呼姨，夕阳影里，笑语喧哗。其时贴邻沈家，有一位女娃，小名好小姐，年亦与我相若，殊为婉妙。常常从她们的板桥，到我们的板桥来，我也到她们的板桥去，共相游玩。顾氏表姊（亦即我之师母），见我们两人，似相亲昵，戏谓将与我两人作媒。问我："好不好？"我羞不能答，然心窃好之。于是顾氏表姊就和她的母亲说了，因为我们是朝夕相见的，她母亲颇有允意。顾氏表姊又和祖母说了，祖母却不大以为然。那沈家是藩台房库书吏，家里很有钱，我们贫士家风，恐仰攀不上。但自从有了说媒一件事后，好小姐便不到我们板桥上来，我也不再到她们板桥去。十年以后，重经盛家浜，曾口占一绝，上二句已忘却，下二句云："童心犹忆韶华好，流水斜阳旧板桥。"不免自作多情，而好小姐已"绿叶成阴子满枝"矣。
又有一次，大约十五六岁吧，舅祖清卿公说起，要将砚农叔的一位小姨九小姐（她们姓郁，前为富族，今已凌夷），许配与我。祖母亦不愿意，因为一则辈份不同，以亲戚论，九小姐要比我长一辈，虽则年纪仅比我长两岁。二则身弱多病，是林黛玉式的（后来果然未到三十岁即故世了）。我父在世时，曾经说过："最好是要读书人家的女儿，其丈人峰也是一个宿儒之类，必于学问请教上，有点益处。"
这一次，又是朱静澜先生做媒，我的妇翁陈挹之先生，原籍是江苏溧阳人，而迁居于苏州的洞庭东山。他们的先世是武职，而他倒是一位生员，不过捐了一个什么官衔，已弃了举子业了。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却还年小，朱先生说媒的是他的大女儿，这回是他直接和吾祖母及母亲说了。
然而我当时实在不注意于自己的婚姻问题。第一，我家里现在太穷了，一家三口，祖母、母亲和我，靠了母亲和我两人的收入，仅足以勉强糊口，而我且就食于人，怎能再添一口呢？况且一个年轻妇女，到底也要添些服饰之类，我又如何吃得消呢？第二，我也有一点自私的心，我被那种不自由的婚姻所刺激，耳闻目见，以及刊物上的故事，新闻所记载，加以警惕，我希望我年纪大一点，可以自由择配呀。
但是母亲却极力劝我，她说："祖母自你父亲故世以后，心中郁郁不乐，身体更加不好了。她总希望你成一个家，得见孙妇一面。她昨天说：'即使不见孙妇一面，定了亲以后，也可以稍为安心了。'又据朱先生说：那位陈小姐非常之好，在家里粗细工作，都非她不可的，而且也读过几年书，身体又非常健全。我是带病延年的人了，她来了，是我一个好帮手。况且现在即使下了定，也不能就结婚，也须你进了一个学，得到一个好点的职业，方可以预备结婚呀。"
母亲的话，真是仁至义尽，祖母自父亲故世以后，伤逝嗟贫，渐渐地步履维艰，形成半身不遂之病，举动需人扶掖，有一次，半夜起来解手，跌在床侧。从此以后，母亲便即睡在祖母房里了，只要听到床上转侧的声音，便起来扶持她。在冬天，连自己睡眠时衣服也不敢脱，真是"衣不解带"。老年人的心情，见孙子渐渐大了，也希望有个孙子媳妇在眼前，这也是人情之常。
况且这不过是订婚，并非结婚，订婚以后，也足以使老人安心。陈小姐是书香人家的女儿，我妇翁也是一个读书人，这与我逝世的父亲所祈望的条件相合。不过我的意思，要恳求朱先生说明，我们是穷人家，在我家里做媳妇是吃苦的，现在是穷，将来也未必是富，这话须要声明在先，非请朱先生传话不可。朱先生说："他都明白，陈挹翁不是嫁女要选择财富人家的，他是个明理的长者，并且他自己境况，也是寒素的。"
陈挹翁相婿倒也精严，先要与我见面，作一次谈话；又要把我所作的文字（从前称之为窗课），送他去观看。我奉了母亲之命，一一如他们所愿。我初见他时，好像是在一个慈善会里，由朱先生作介绍，他那时已留了胡子，我觉得他有点道貌岸然，实在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文字是朱先生取了给他去看的，自然选了几篇比较看得过的文字。这两件事，他都觉得满意了，这一件婚事，总算可以订定了，但订婚的仪式，要在明年我满了孝服以后，方才举行。
从前中国的婚礼中，照例是要两个媒人，我的订婚中，一位当然是朱静澜先生，另有一位是江凌九先生，那是女家提出来的。他是我妇翁陈挹翁的妹婿，在我将来要呼之为内姑丈的。他是吾乡江建霞（标）先生的族弟，此刻建霞正放了湖南学政，他跟了建霞到湖南代他看文章去了。这个媒人的名字，是暂时虚悬的，好在到了我们结婚时，他又要回来了。（江凌九丈，自建霞湖南学政卸任后，又随着吴蔚若郁生放学差，看卷子，回京后，遇到义和团，幸免于难，此是后话。)
我自十八岁订婚至二十五岁，方始结婚，中间相隔七年之久，在这个时间中，所遇见的女性不少，然而我的心中，好像我的身体已经属于人家了。虽然我与我的未婚妻，未曾见过一面，未曾通过一信（在旧式婚姻是不许的），但是我常常深自警惕，已有配偶，勿作妄想。因为在这七年中，我曾单独到过上海好多次，也曾思追求过女性，也曾被女性所眷恋，几乎使我不能解脱。然而我终悬崖勒马，至结婚还能守身如玉者，我的情欲，终为理性所遏制了。
进学
十九岁那一年，在父亲的丧服满后，我便一战而捷地进了学了。从前对于父母是三年之丧，实在只有两年零三个月，就算是满服了。在临考试前，巽甫姑丈又招我去面试了一下，他说："大概是可以了。"说"大概"二字，言外之意，也有所不能决定，这就觉得那几年工夫，不曾有十分进步。但要取一名秀才，或者可以得到。
他也原谅我，因为我自己在教书，不能埋头用功，不比我子青表哥，他几年工夫，大有进境，考紫阳书院卷子，总在前三名，与张一麟、章钰等互相角逐。上次乡试得"荐卷"而未中式，气得饭也不吃，我笑他功名心太重了。巽甫姑丈又企望我，他说："这回无论进学不进学，我介绍你一位老师，你还得好好用功。不要进了一个学，就荒废了。"巽甫姑丈本来自己可以教导我，无奈长年在疾病中，过他的吞云吐雾生涯呀。
可是我对于八股文，没有十分进步，为了自己坐馆教书，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我还是老毛病，不肯多练习，当时已出学堂门，亦无人指导，还是喜看杂书，心无一定。那一年是甲午年吧，我国与日本为了朝鲜事件打仗，上海报纸上连日登载此事。向来中国的年轻读书人是不问时事的，现在也在那里震动了。我常常去购买上海报来阅读，虽然只是零零碎碎，因此也略识时事，发为议论，自命新派。也知道外国有许多科学，如什么声、光、化、电之学，在中国书上叫作"格物"，一知半解，咫闻尺见，于是也说："中国要自强，必须研究科学。"种种皮毛之论，已深入我的胸中，而这些老先生们则都加以反对。
我这一次的考试，不曾在贡院前租借考寓。即在姊丈的许家出发，因为他们住的史家巷，比我们住的曹家巷，离贡院要近得多。开考时的炮声也听得见，从他那里出发，也可以从容不迫。我们睡到半夜起身，便即饱餐一顿，为的是进场以后，不能吃饭，只能进一些干粮，直要午后放炮开门，方能出来进食。这次考试，我与我的姊丈在一起，他比我大两岁，我考吴县籍，他也考吴县籍，郎舅在一起，我祖母和母亲，也足以放心呀。
这一次我考试进学，人家以为我很有把握，其实我却觉得是侥幸的。那时江苏的学政是瞿鸿机（字子玖），他是湖南人，年纪也不大，出的题目也不难，是论语上的"入于海"一句（每县一个题目如长洲则为"入于河"，元和则为"入于汉")，这种题目，有点词藻，文章可以做得好的。不过题目，太容易，反而容易流入浮泛。我起初是刻意求工，做好了一个起讲，自己觉得不好，涂抹了重新再做，我的出笔本来是慢的，那时却费了不少时刻，及至我第二个起讲做好，人家已是大半篇文字誊清了。
这时我心中有些急了，但越是急，越是做不出，一切思想，好像都塞滞了。我本来是有胃病的，胃间又隐隐作痛起来，那是许氏这一顿早起进场饭，在那里作祟了。而且文思正滞时，杂念纷起，这个患得患失之心，横亘在胸中。那八股文是有起股、中股、后股、一股一股的对比的，很费工夫，而我又素不擅此。
看看人家，已将完篇，不久就要放头排了，笔下迅速的人，便可以交卷出场了（第一个交卷的，名曰"红卷"，特别优待）。我要用那种细磨的工夫，句斟字酌地做下去，弄到了"抢卷子"，可不是玩意儿呀。（抢卷子者，到了放末牌，大家都走了，你还没有交卷，承差就来抢去你的卷子，赶你走了。）于是把心一横，拆拆滥污，听天由命，不取就不取了吧。便把起讲又改了一改，改做了一篇散文，分为三段，洋洋洒洒地一口气写成了四五百字，把海上的词句，都拖了上去，什么"天风浪浪，山苍苍"；什么"海上神山仙岛，可望而不接"咧；以及关于海的成语古典，运用起来，堆砌上去，气势倒也还顺，不管它了。补好了草稿，抄好了《圣谕广训》，还要做一首试帖诗，便交卷出场，已经放第三牌了。
出场以后，人是疲倦了，但胃也不痛了，心头似觉稳定了。可是祖母的关心，因出案（即放榜）尚有几天，要我把文字默出来，送给朱先生及巽甫姑丈去看，请他决定可以取进，还是不可以取进？但是我这篇野马似的文字，简直不像是八股文，如何拿得出来？而且当时未起草稿，只是在卷后胡乱补了草稿，现在要我默出来，大致不差，到底是有些走了样呢。
因此我便和我的姊丈许君商量了，因为他和我是同一题目，而他的这篇文字，做得非常工整，循规蹈矩，不像我的那一篇似野马奔驰一般，把他的一篇借给我，让我塞责一下，这是我的不老实处，说来有些惭愧的。姊丈是个敦厚的人；他答应了，因为他不必把文字抄给人看，而留有草稿，也还齐整。我先给朱静澜先生看，他力保一定可以取中。我又给巽甫姑丈去看；子青哥先看，他向我道喜，他说："一定取了！一定取了！"巽甫姑丈也说可以取中，但他到底是个老法眼，他说："这篇文字，颇不像你的作风。"意思似说：你恐怕还做不出那篇文字呢。
及至放榜时，我取了第二十七名，而姊丈则名落孙山。他自然十分懊丧，而我也心中觉得非常难过。我于是立刻披露，送给朱先生及巽甫姑丈看的，是姊丈的文字，不是我的文字。他们一面也为之嗟叹不平，一面又索观我自己的文字。巽甫姑丈说："你这篇文字，虽然野头野脑，气势倒是有的。场中看文章的人，每天要看几百本卷子，看得头昏脑涨，总觉千篇一律，忽然有一篇是散文而别出一格的，读下去倒还顺利而有气势，倒觉得眼目一清，所以提出来了。"巽甫姑丈的话是对的，后来考毕以后，领出原卷来看，却见卷子上批了四个大字道："文有逸气。"
考了第一场，不能算数，还要复试呢。第一场，依照应取名额，多取若干名，到第二场复试时，又除去若干名后，方算正式的取中人学了。苏州人的谐语，称第一场即不取者，名之曰"总督"，第一场取了，第二场试后不取，被黜落者，名之曰"提督"。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苏人读"丢"字的音如"督"，第一场即不取，谓一总丢弃了；第二场复试不取，谓提复后丢弃了，因此有总督、提督之称。我这时第一场总算侥幸了，惴惴然深恐第二场复试不取，那便要做提督了。
复试甚为简单，只要上午半天工夫，但是要到堂上去面试，一点没有假借。又为了人数很少，显得十分严肃。我们吴县的题目，是《论语》上，"不有祝之佞"一句，做这一个题目，要用一点技术。因为做那些小题文，最忌是"犯下文"。《论语》上的原文是"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所以在文中不能提到一个"有"字，只能说"不有"两字，如果单说一个"有"字，便是"犯下文"了。
出题目的人，便有这种故弄狡狯处，但也是八股文的法律，制定是如此的。这要谢谢我巽甫姑丈了，以前巽甫姑丈命我到他家里去面试时，也往往出的这一类题目，他是人称为小题圣手的，和我讲得很清楚，所以我晓得这种诀窍。这次复试，只要做一个起讲，我于破题的第二句，写道："若不容其不有矣。"巽甫姑丈见了道："好！扣题很紧，必不会做提督了。"后来将考卷领出来看，果然在破题第二句上，圈了一个双圈，以下的文章，便不看了。
复试后，我又跳上了几个名次，从二十七名跳到了十九名，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取中总归是取中了，即使是考取在末尾，一名秀才，总归是到手了。姊丈这一回未曾进学，下一届院试，以第一名入泮，苏人称为"案首"，亦颇荣誉，所谓"龙头属老成"也。
入泮
读书人进了学，算是一个基本学位，又是科举制度的发之始，因此社会上也较为重视。进了一个学，有些人家还要请酒、开贺呢。请酒、开贺不稀奇，新秀才还要排了仪仗，好似中了状元一般，跨马游街，鸣金唱道的出来拜客呢。但这在江南，尤其在苏州，那些缙绅富豪人家的子弟，方能如此，清寒人家的子弟，即使许你如此，也没有这个力量。
但这要年轻的小秀才，方能有此机会。当在十六岁以内，越小越好，如果在二三十岁之间，虽然进了一个学，那也应该自伤老大，连贺也不高兴开了。我们亲戚中，我所见的如伊耕表叔、子青表哥，开贺那一天，都排导到我家拜谒祖母，他们进学，都在十六岁以内呀！此外如苏州的彭家、潘家等，科名联翩不断的，也都有此盛举。更有一件令人家艳羡的，那新秀才，倘然已订婚而未结婚者，这天也要到未来岳家拜谒一过，那必定轰动亲戚邻舍，来看新相公。
那一天，这位新秀才的服装也特别了，身上穿的是蓝衫（原名襕衫，本为明朝所制定的秀才服装，今则以丝织物特制），披了红绸。头上戴的是雀顶，两边插上金花。腰间又排满了什么荷包、风带、各种佩物，脚踏乌靴，有些年纪极轻的小秀才，在十四五岁以下的，他家里人给他面上敷粉，真是一位白面小书生。
出门时的仪仗，也颇为别致，头导先是有许多彩旗，那种彩旗五色纷披，称之为"竹筱旗"，拔取竹园中新生的长竹，张以狭长的彩绸，上面有金字的联语，一对一对的，当然都是吉祥的句子，什么"五子登科""三元及第"之类。竹枝上的竹叶，亦不除，蓬松地披着。这种彩旗，都是由亲友们送下来的，前导往往十余对以至数十对，这种古典，不知始于何时。此外便是衔牌，在清代做过什么官，便有若干对衔牌，官做得越大，衔牌便越多，新秀才自己没有衔牌，但是他上代做过官的，把祖宗三代的衔牌，一齐掮出来了。其余便是锣呢、伞呢，什么仪仗都可以加进去，最后一顶四人大轿，那个新秀子，似小傀儡般坐在其中。据说这一天，即是苏州最高长官抚台大人出门也须让道，为的是尊重读书人呀！好在抚台也难得出门的，此故事未能征实。
这是所有新秀才，在一个日子上举行的。出门后，大家都到学宫里谒圣（拜孔夫子），拜学老师，然后散出来，向各处去拜谒亲友。那些事，苏州的所谓"六局"者，都很明了（六局者，专办理人家婚丧喜庆事的）,他们是有相当经验者的。最可笑的，还有一架彩绸所扎的龙门，新秀才到那家人家，先把龙门摆在人家大门口，让这位新秀才在龙门底下进去，一边还要鼓乐放炮，以迎接这位新贵人。
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这一套的，不要说出门拜客，连圣也不谒，贺也不开，只是躲在家里。那天恰值是我父亲冥诞之辰，每天到这一天，家祭一番，我这一次跪拜，磕下头去，泪如泉涌，竟仰不起来。我母亲极力加以劝慰，而她自己也呜咽得不能成语了。这几天，祖母又值有病，未能起身，母亲道："快快揩干眼泪，不要被祖母看见了，又起悲哀呢。"
进了一个学，就要那些大排场，这惟有绅富人家的子弟，方能办此。因为他们经济宽裕，可以花钱，但即使是清寒人家，大钱不花，也须花些小钱。吴县有两个学官，一个名教谕，一个名训导。这两位老师，平日实在清苦得很，虽名为官，还不及我们的教书先生，全靠三年的岁、科两试，取中几个生员，他们方才有一笔进款，那便是取进后送进去的保结，要他签字盖印，而新进秀才人家送他的一笔贽金。要是像我们那些孤寒子弟，他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他所希望的，是本县里新进几位富贵人家的子弟，最好是暴发户，而上代没有什么读书人的，他可以敲一笔小小的竹杠，贽金可以加到数十元至百元。遇到富而且吝的人家还不肯出，于是要"讲斤头"了。讲斤头的人，总是廪保做中间人，而水涨船高，廪保也可以得到较丰的报酬。
不是说一个童生考试要两个廪生作保吗？一为认保，一为派保，我当时的一位认保，是马子晋先生。朱师的老友，为人非常和蔼。派保沈先生，已忘其名（后来到了上海，方知是沈恩孚先生的令兄）。当时我的孤贫，是大家所知道的。两位老师，各送了贽金两元。老师也哂纳了，知道"石子里榨不出油的"。派保沈先生，也送了两元。马子晋先生并且辞谢不受。母亲说："这里不好的。"马先生处送了一些别样礼物。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进学以后，要向亲友人家送报单。那种报单，是用红纸全幅书写的。另有一种人，专门书写那种扁体的宋字，上面写着："捷报贵府□□（以上是尊卑称呼）少爷□□□（以上是新秀才姓名）蒙江苏督学部院（学台的姓）高中苏州府吴县第名……"到那一天，两个报房里的人，一个背了许多卷成一束束的报单，用了一面锣，嘭嘭嘭地敲到人家去；一个提了一桶浆糊，在人家墙门间，或是茶厅上，高高地贴起来。人家也以为某亲友人家的子弟进了学了，算也是荣耀的事，未便不让他们贴。而且还要发一笔赏封，这项赏封，不过数十文而已，然积少成多，亦可以百计，报房之乐于为此，正为此赏封也。乡试中了举人以后，也有报单送与亲友，不过颜色是黄的了。
我此次进学，也花费了数十元，都是母亲在筹划。虽没有开贺，但几家至亲密友，都送了礼。舅祖清卿公，送了八元，那是最阔气的了。巽甫姑丈送四元，馆东张检香，也送四元，此外送二元、一元的也不少。从前送礼，不比现在。凡遇庆吊，送一元已算丰厚，若送四元，比一担米有余裕了。因此也勉强敷衍过去。最高兴的是我的馆东张检香，连忙把每月束脩两元的加到了每月三元，那也是苏州处馆先生的升级条例呢。
自以为荣誉地出去应酬，穿上衣冠，红缨帽上，正正式式地戴上一个金顶珠（其实是铜的）。以前我在未进学以前，出去应酬，也戴一个金顶珠，那是非正式的、僭越的（清制：一品为红珊瑚、二品为镂金珊瑚、三品为蓝宝石"俗称明蓝"，四品为青金宝石"俗称暗蓝"，五品为水晶，六品为碎碟"俗称白石"，七品至九品，皆为金顶珠），所以不要看轻这一个金顶珠，自秀才、举人，以至新翰林，都戴这一个金顶珠。
我这一次同案中，有许多中举人，中进士的，我已经记不起他们了。只有一位单束笙（镇）先生，他中了进士后，即放部曹，民国时代，曾经做过审计处处长，直到大家老年时候，方才认识，同住在上海时，时相访问。还有一位欧阳钜元，也与我同案，此君早慧，十五岁就进学，他不是苏州人，曾为苏人攻其冒籍，后有人怜其才，为之调停，旋至上海，成一小说家，笔名茂苑惜秋生，李伯元延之人《繁华报》。有人谓：《官场现形记》后半部全出其手。闻罹恶疾，不幸早夭，年未及三十岁也。
【包天笑（1876－1973），初名清柱，又名公毅，字朗孙，笔名天笑等。著名报人，小说家。抗战胜利后定居香港。发表《且楼随笔》《钏影楼回忆录》等。1973年在香港逝世。一生著译很多，有100多种。著有《上海春秋》《海上蜃楼》《包天笑小说集》等，译有《空谷兰》《馨儿就学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