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残害上海平民
侵沪日军在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事变期间，对上海市区进行残酷的轰炸、焚烧、屠杀。对郊县，尤其是宝山、金山两县的沿海乡镇，野蛮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肆残杀无辜百姓，焚烧房屋，蹂躏妇女，强占民地，掳掠财物，法西斯暴行肆虐各地，妄图以武力征服上海军民对侵沪日军的反抗。
据对宝山、金山、奉贤、南汇等县的部分乡镇的统计，仅在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战争开始到同年11月5日（农历十月初三）侵沪日军于金山卫登陆前后，焚烧房屋达137834间，屠杀无辜百姓14826人之多，蹂躏妇女达2114人，被日军飞机轰炸死伤2267人。大批人员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悲痛欲绝。
地处吴淞口的宝山县在八一三战争中仅蕰藻浜以北各乡就被侵沪日军烧毁房屋87700间，全县被日军枪击、刺杀、火烧、砍头、剖腹、活埋的人员就有11233人之多，其中男性6527人，女性4706人。被侵沪日军强奸、轮奸的妇女就达1672人，日本侵略军毫无人性，逼令妇女们脱光衣服，赤身裸体站在一起，他们在旁拍手狞笑，拍照片等，接着在四周堆上柴草放火焚烧，惨号声远达数里，惨绝人寰。日军在小川沙登陆后仅月浦沿江一带被杀害的无辜百姓就达2782人。民国27年，日军在丁家桥兴建王浜机场，强占良田2858亩，平毁村庄22个，民房759间，使172户百姓流离失所。民国28年又在大场强占土地4136亩，兴建大场机场，平毁村庄17个，397户百姓无家可归。同年还兴建江湾机场，强占土地7000亩，殷行镇和周围40个村庄全毁，1121户约6000余乡民被迫离开家园。
松江县城自民国26年8月22日至11月1日，先后7次遭日军飞机轰炸，死伤2160人之多，其中3次轰炸难民火车，死伤约1600名，火车站及邻近县城成为一片废墟。类似这样的暴行及人民的劫难，上海各郊县都曾发生过。因此，郊县一度出现过“无人村”、“无人乡”。为了悼念惨死亲人，有的全村、全乡择定“总忌日”，罗店镇、赵家巷等乡就以农历七月十八、二十三分别为地区居民的“总忌日”。
侵沪日军实行其法西斯统治。将近8年的沦陷期间，上海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市民成了亡国奴，日军所到之处可以随意放火，拘押审讯、杀人、奸淫妇女和对城市实行封锁戒严。在经济上实行抢掠式剥夺，凡能用于战争的轻重工业设备、产品都用作其发动的侵略战争，人们生活必须的日常用品粮、棉、油等作物统统运往日本或作军粮，对市民实行户口米配给制度，长达几年只能食用玉米、山芋（地瓜）等杂粮，根本吃不到米、面；在文化上则施行奴化教育，即使是小学校也都由日本人当校长，日文成为小学生的必修课。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统治，造成了上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空前浩劫。对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暴行，上海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一二八侵沪日军暴行
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出动飞机对上海市区狂轰滥炸。位于宝山路的东方图书馆所藏图书34万册，图书照片5300套，善本书5844种，59345册，目录卡片40万张，以及价值20万元的报刊杂志，全部毁于一旦。商务图书馆损失总价值达1633万元。江湾、闸北等地的学校也遭到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大学商学院、上海法学院、同济大学等7所高校，吴淞商船学校、市北中学等12所中学以及24所小学的资产全部被炸毁。闸北、江湾、吴淞等地的工厂、商店和住宅也遭到日军的破坏。据战后初步估计，在整修日军占领区（包括3月1日以后新占领地区）共有工厂597家，其中一半以上遭到破坏，损失约达6800万元；商店12915家，70％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单江湾一地房屋被烧被炸者达7539间，闸北无家可归的居民达五、六十万人之多。据当时上海市社会局统计，被日军占领的地区，上海人民直接、间接遭受损失达9.85亿元，而全市损失的总价值接近15亿元。
上海市民更遭到侵沪日军的野蛮屠杀。战争一爆发，日军士兵就在虹口地区到处捕捉市民，肆意枪杀。仅1月29日，就被日军捕杀300余人；因抵抗日军的十九路军是广东军队，凡操广东口音的市民一旦被日军所抓无一幸免。日军在虹口以检查为名，拦截过路妇女，肆意凌辱，稍有反抗即予枪杀。有些日本兵和浪人，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居民家宅强奸、轮奸妇女，有些孕妇、幼女也不能幸免。
八一三侵沪日军暴行
民国26年（1937年）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侵沪日军无视国际公法，出动轰炸机对上海市区的工厂、医院、学校等非军事目标狂轰滥炸。8月18日日机炸毁了挂着红十字会会旗的真如东南医学院和南翔红十字会所设的伤兵医院，光华大学、沪江大学也先后被日机炸毁，申新一厂遭炸时，厂内200余名工人全部遇难。27日日机轰炸杨行车站的伤员、难民，被炸死200多人。翌日，日机又轰炸南火车站（今车站路），机车及车站设备都被毁坏，难民伤亡达1800人。9月14日，15架日机在北新泾周家桥轰炸平民住宅，遇难者300余人，8日中午从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专列火车在松江被炸，死亡数百人，日机又轰炸龙华，古寺多处遭受破坏，和尚平民死伤无数。日本侵略军对城镇乡村还大肆焚烧。日军在虹口纵火焚房，构筑工事。8月17日，日军在杨树浦引翔镇败退前，大举纵火，屠杀百姓，全镇一片火海，横尸遍地。21日凌晨，日军退出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又将附近地域烧成灰烬。10月27日，日军占领闸北，同样四处纵火，几千幢民房被毁。
在上海的一家夜总会，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岩男两人约定进行杀人比赛，看谁先杀死100名中国人为取胜。不久，他们便在南京“创造”一次连续屠杀105个和106个中国人的罪恶纪录。
侵沪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也极其严重。31家华商棉纺织厂程度不同地遭到破坏。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厂房机器都被炸毁，损失500万元。地处闸北平江桥的中国火柴厂遭日军轰炸，全厂机械及火柴1000余箱均付诸一炬。江南造船所的2座船坞及一半机器被炸毁；全市化学工业损失达600万元。地处战区的橡胶业各厂损失600万元，资本200万元的中国植物油米厂被炸弹命中，大火烧了好几天。据工部局统计，全市被日军完全摧毁的工厂有905家，遭受严重破坏或损失的1000余家。
战争期间，文化教育事业损失也极大。商务印书馆重演一二八的惨剧。宝山路印刷厂再次被毁，世界书局损失100多万元。坐落在江湾战区的暨南、同济、复旦等校的校舍、图书、教具都被日军炮火击毁。圣约翰大学一度被封闭，复旦大学成了侵华日军华中陆军参谋本部。敬业、务本女中、市北等所市立中学损失达82万元。全市68所私立中学共损失价值1571万元的财产。开明书店数百万册存书尽遭焚毁。医院及其他机关单位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短短的3个月里，在日本侵略军的破坏下，上海全城断壁残垣满目疮痍，100多万居民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全市总损失在30亿元以上，远远超过一二八战争期间所蒙受的损失。
1.侵沪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时的暴行
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侵沪日军于十月初三（11月5日），在金山卫偷袭登陆，上岸后，就对金山卫地区实施“三光政策”。日军所至，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据不完全统计，至11月9日，日军登陆后的5天内，金山卫地区被杀害的无辜群众达2933人，被拉夫未归275人，被烧房屋26418间，被糟蹋妇女389人。人民惨遭之劫难，实亘古所未有。
日本侵略军从金山卫沿海登陆后，分兵北犯，沿途烧杀。金山卫朱海、南门两村，首当其冲。日军挨户将老百姓赶出家门，有的被揿入河中，有的被推入火中，活活地淹死、烧死。仅此两村被杀无辜百姓71人。村民陈生堂祖孙四代，除一个9岁小孩在外幸免外，全家9口全遭残杀；村民沈春泉一家10口被杀绝户。在西门镇，日军将鲍迪卿、王阿美等12人捆在一根绳上，用刀砍刺后，推入泥坑。黄弄村盐民黄赖被日军打死在家，一个月后家人逃难回来，尸体已腐烂不堪。东门外向阳村农民朱家和、沈友根、盛阿美3人，被砍去四肢后，连人带屋一起焚烧；妇女李泉宝怀抱7个月婴儿，躲在坟墩里，被日军发现后打死，小孩还伏在母亲尸体上吮奶。卫城北门外的仑头村，居民奚斗树夫妇及儿子遭到残杀，尸体投入鱼塘；沈金祥和老母亲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孕妇董金宝怀抱3岁小孩，灭绝人性的日军将其奸污后，连同小孩都杀死在塘内。被抛入这口塘内的尸体达32具之多，血水染红了水塘。日本侵略军在登陆后的3天时间里，金山卫无辜百姓被杀的就有1015人。
塔港是日军第一登陆点，全村101户，被日军残杀的就有52人。村民杨根宝一家10口人，全部罹难。村民陈阿生未及逃跑，被日军枪杀在防空洞里，其妻子拖了吃奶的女孩，与邻居7名妇女屏气俯伏在河滩边，不懂事的孩子在母亲怀里啼哭起来，阿生妻为了大家的安全，被迫忍痛将自己亲生骨肉按在水中，心如刀割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亲生孩子活活淹死。彭木根的大儿子彭永生，被日军杀害在杨公庙旁海塘上。3天后，日军进村，彭木根被日军乱刺乱捣当场倒在血泊中，小儿子阿马眼见父亲和哥哥被杀，满腔怒火，拿起铁搭与敌人拚命，被日军从背后一刀刺死。父子三人，同死于敌人屠刀之下。另一家吴正连当时年仅7岁，他父亲及3岁的弟弟和10岁的姐姐被日军枪杀。堂兄密泉被活活烧死。孕妇周兴宝带了2个孩子，被日军枪伤右脚，5天后死去，失去母亲的孩子又被日军枪杀在屋檐下。张天根被绑在树上两天两夜，最后被枪杀。陈勤云的母亲和林阿友的母亲，在日军烧房时被推入大火中活活烧死。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被害村民，其他百姓遭难者，更是不计其数。
山阳镇，也是日军登陆后遭劫之地，被日军残杀351人，还有被拉夫58人下落不明。倪家村孕妇姜杰多带了2岁的孩子，卧病在床，被日军活活烧死。杨家村妇女裴引宝，被日军割去一只乳房后刺死，儿子戚祖根也被戳死；3岁孙子戚阿照，被日军劈开头颅，一家祖孙三口全被惨杀。向阳村戚金余家躲着7个人，被日军发现当场刺死5人，2个被刺重伤；戚仁宝家躲着5个人，被日军刺死3人。卫东村万阿连、万四金、万小根弟兄3个，被日军反绑面壁，当作活靶子一一饮弹而死。倪家村姜连生、江阿火等8人被押到小河塘边，江阿火被开膛剖肚，黄阿大被砍头，姜连生等被戳10余刀，鲜血染红塘水，成为有名的“杀人塘”。东家村周寿根等9人，被日军全部杀死。海光村有条“杀人沟”，就是十月初八那天，被日军接连杀死11人推入沟里而得名。
日军在进入张堰镇前先派飞机丢下6枚炸弹，50多人死于非命。随后日军进入张堰镇浦南医院，当即打死3名病员，接着就到处抓人杀人。张堰镇死于日军屠刀下达220人之多，有10名筑路工人路过秦山，被日军抓住，连同孔家阙茶馆老板朱阿大，被杀害在塘桥西北的小石桥。张堰焦家桥裁缝沈菊生、沈桃泉弟兄，被日军拉去摇船，船到松隐，两兄弟被反绑，惨遭杀害。
民国26年11月6日（十月初四）凌晨，日军从朱行方向侵入亭林镇，一进街就大肆烧杀。亭林镇西街朱晚成在竹行桥遇上日军，被一刀劈倒在地，血流不止丧命。镇上被杀者有50多人，被拉夫者无一生还。
11月7日（十月初五）朱泾沦陷，日军到处杀人放火。全镇有78人惨遭屠杀。朱泾乡引家库严生云，被日军押到吕巷，绑在廊柱上，日军用香烟头烫烧严的头发和耳朵，用刺刀戳他的脸，并一再把严抛到河里取乐，最后把他拖到三星桥边一个小坟上，20个日兵排着队，轮番把严当活靶练刺杀，就这样严生云被日军残酷折磨惨死在血泊里。
同日，日军冲进松隐。路过荡新村、朱家圈时，男村民朱毅夫等15人被日军用刺刀捅死，血流遍地，惨不忍睹。
民国26年8月23日，侵沪日机3架空袭枫泾，当场炸死炸伤40余人。
11月8日，日本侵略军在飞机掩护下，杀进枫泾镇，遭日军屠杀的百姓110余人。
11月9日，3名日军来到张家村姜家宅基，刀砍村民张伯庆后脑，当场惨死，又冲进村里，见人就杀……。这一天该村惨遭杀害19人，全村洗劫一空。日军临走时，用刺刀逼着23个农民替他们扛着抢来的粮食和家畜窜回枫泾，这23名农民被用绳子串扎起来，押到枫泾南栅登寿公所，隐约看见日军正在挖坑，陆琴全、王永祥悄悄磨断麻绳，躲进一排棺材下面，才幸免难，其余21人被拖到坑边，全部被日军用刺刀戳死投入坑内。这一次灾难，使全村的35名妇女失去了丈夫，家家悲愤凄凉，成为闻名的“寡妇村”。之后，在所谓的“扫荡”中又残杀了许许多多无辜百姓。
日军在金山卫一带登陆后，不仅杀人、放火、掳掠，而且禽兽般的见到妇女不问老少就强奸、轮奸，无恶不作。塔港增丰村日军进村的当天就有30多个妇女被奸污。杨根宝妻子陆阿月被日军轮奸后，又用竹片插入阴部而死。杨根宝见此惨状，痛不欲生，吊死在树上。沙积村妇女阿巧，怀孕8月，被日军轮奸而死。据对山阳的倪家、卫家、杨家、海光4村不完全统计，一天被奸污妇女达121人之多。海光村某农民，眼见日军要强奸他13岁的童养媳，他奋起反抗，被当场戳死，另有10多个妇女被关在屋里，日军任意强奸，还用刺刀逼着这些妇女赤身裸体在场上跑，日军在旁拍手狞笑。
在张堰镇，当日军发现有20余名妇女躲在镇东天主堂密室内后，全遭日军蹂躏，无一幸免。亭林四乡被奸污妇女多达195人。南街少女顾彩芬被日军奸污后，惨遭杀害。一个日军窜到松隐乡外九丰村，拖住孕妇王菊宝，竟欲强奸，王坚决不从，日本兵恼羞成怒，开枪将她杀害，子弹从背后射入，死者俯伏床沿，血流盈被。
金山卫登陆日军，不仅见人就杀，而且见屋就烧，沿途村庄一片火海，日夜不熄。在登陆后的三天时间里，金山卫被烧房屋达3059间。首当其冲的朱海、南门两村，被烧房屋94间。塔港增丰村共有房屋1024间被日军烧掉1023间，整个村庄被毁平。山阳村1146户农家4269间房屋、445个牛棚被烧毁，大量的稻谷和棉花被烧成灰烬。日军冲入张堰镇后，立即把东街小桥到新北街、南河弄一带的房屋付之一炬，整个张堰镇一片废墟。亭林镇东街、南街的商店民房烧毁殆尽，沿公路两侧的民房、车棚、稻堆谷仓尽付一炬，全镇几乎变成焦土。
日军冲进朱泾镇后，就放火焚烧市镇，火随着风势，全镇顿成火海，历三昼夜不熄。全镇东西长3里，原有1300户，居民8500人，房屋3370多幢，自经劫难后，上塘街东起仓桥、西至王家桥，下塘街东从顾家桥、西至新木桥，有2460余幢房屋尽成瓦砾。
11月5日，日军从金山卫经唐子桥进入廊下，用汽油棒到处点火，从东街烧到平桥，黑烟冲天，两昼夜不熄，百余间房子和居民财产化为灰烬。
11月7日，日军冲进松隐，东起今医院弄堂，西至今浦南家俱厂石牌楼的房屋，尽被放火烧毁。松隐镇几被烧毁殆尽。
11月8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冲进枫泾镇，从南栅、东栅一路烧杀过来，全镇被烧毁房屋2693间，繁荣的枫泾镇成为一片废墟，财产损失难以估计。
在日军的烧杀下，不仅人命难保，就连民家喂养的牲畜也难逃抢劫。据不完全统计，金山卫共被日军抢走或枪杀耕牛1100头，猪2131头，羊103头，鸡1839只等，农民损失之惨重，无法统计。
2.侵沪日军轰炸上海市区的暴行
八一三淞沪抗战，侵沪日军先后调集20余万兵力进攻上海，同时出动100余架飞对市区反复进行毁灭性轰炸。
民国26年8月14日下午，日机轰炸上海，炸弹落于南京路一带，在炸毁的建筑物残迹中，尸骸狼藉，受伤者被压在下面，呻吟惨号。炸死者血肉模糊，肢体残缺。
8月22日清晨5时30分起，日军的飞机即在南市上空频繁活动，先后出动8架侦察机飞到十六铺及浦东上空侦察，并有4架轰炸机在南市投下“巨量炸弹数枚”。这时，广大居民迫于日益紧张的形势，纷纷逃往租界及外地避难。当时的车站、码头，到处挤满了逃难的人群。8月28日下午2时后，日军飞机前有2架侦察机引航，后有6架轰炸机尾随，飞到南火车站（今车站路）。下午4时，向正在候车的逃难的平民滥掷炸弹，“共投弹达20余枚之多”，结果，1800余名难民遇难，“伤心惨目，惨绝人寰”。当时的《申报》对南火车站炸的惨状作了这样的描述；“残毁之旱桥哀哀泣诉，沿途炸落之电车电灯各线，已满布街心，密如蛛网；站东之路局储水亭，千孔百疮，酷似一座特制的蜂巢，南首货栈屋顶，亦毁去过半，入月台，悚然呈于眼帘者，满陈棺柩，累累箱笼，狼藉不堪，残骸断肢，血迹犹新……”。日军的飞机一批又一批地在南市上空先后出动19次之多。投弹滥炸，机枪扫射，到处是“烟雾弥漫，火光冲天”。
民国26年9月18日，日机对上海东区杨树浦等地轰炸，投下多枚燃弹，致使那一带的工厂和居民大火遮天，损失惨重。这天上午8时，怡和纱厂厂房中弹，打麻机立即起火，接着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公平路的8所住宅中弹，大火很快蔓延。此外，兆丰路（今高阳路）仓库，百老汇路东一片住宅、培林洋行蛋厂等工厂和居民区均被大火烧成焦土。
10月24日，日军约20多架飞机，其中10架是携带6枚炸弹的双发动机单翼飞机，对苏州河沿岸狂轰滥炸。从清晨到正午，有10架飞机共投下炸弹200枚左右，其中多数是200多磅的重量级炸弹。沪西庇亚士路（今北翟路）和罗别根路（今哈密路）一带被炸后，留下12～18英尺宽、6～8英尺深的弹坑，可以证明这些炸弹的杀伤威力。
在日机夜以继日狂轰滥炸下，上海遭到严重破坏，仅遭日机轰炸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其中部分又遭轰炸又遭炮击）就达92所，其中被全毁的占76％。许多医疗卫生机构亦遭到轰炸。例如，8月18日、19日，日军先后轰炸高悬巨幅红十字旗的真如东南医学院和南翔红十字会第三救护队。被毁的商店至少有10万家，其中包括店主的住宅和财产。虹口、杨树浦、闸北和南市等处，几里长的街道，尽成废墟。无数小店铺以及住宅，均遭不断轰炸，摧毁无遗。
11月9日，日军攻占虹桥机场和龙华镇后，第二天又在浦东地区登陆，很快包围了南市。从这天起，日机飞至南市及浦东上空，少则一、二架，多则五、六架，轮番轰炸，仅在“南市高昌庙江南造船所附近，先后投弹竟达23枚之多”，弹落火起，到晚上也还未熄灭。第二天，《申报》用“敌机竟日轰炸，南市惨遭火劫，数万难民仓惶逃生，大哭小喊惨不忍睹”的醒目标题作了报道。
从11月10日起日军又动用了陆、海、空三军，向南市发动总攻。11日那天，日军整天向十六铺、日晖港猛攻，自早晨6时开始，就出动飞机30余架，进行轮番轰炸，致使“全市（南市）房屋几全被毁，并有多处着火，焚烧甚烈”，7时30分后，日军在浦东北自东昌路，南至周家渡的沿浦江12华里的各渡口，布置了四五十门大炮以及海军兵舰，向南市进行排炮轰击，“发弹竟在千枚以上”，致使当时南市最繁华地区除了中华路上的福安百货公司大楼（今南市区科技协会所在地）及里咸瓜街上的几幢钢骨水泥房屋，还剩房屋骨架外，其余“几成一片焦土”。对于日军的进攻，当时国民政府守军第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和警察总队决心同日本侵略军在南市决一死战。直至这日下午，守军伤亡过半。
日军渡过日晖港后，以5辆坦克开道，由瞿真人路（今瞿溪路）经制造局路、方斜路向城厢进逼。国民政府守军被迫撤退。
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进入南市，除租界外上海沦陷。日军占领南市后，就开始实行那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高昌庙至南火车站路、沪军营路、陆家浜路、大兴街、黄家阙路、小西门、小南门、董家渡天主教堂、王家码头以东，大码头至肇嘉路（今复兴东路）、三牌楼、四牌楼为界，可谓尽付一炬；上海闻名的“半淞园”，园林点缀半毁于炮火，半被劫走。中华职业学校及大同中学，亦已全毁。“文化机关”的学校无论公私（其中包括敬业中学、爱群女子中学、民立女中等），均已全部毁灭。连大南门交通部上海电话总局，也于15日晨6时许，被日军焚烧，一时黑烟腾空，火舌冲天，火势所及西首江阴街，东首小南门佛阁后面塘坊弄等悉化焦土，所有连日被杀死的约二、三百人尸体，均被抛入烈焰中焚去，以代掩埋。
沦陷时期侵沪日军在上海市区的暴行
上海沦陷后，侵沪日军借由日籍顾问小村掌握实际大权的黄道会，制造恐怖事件，妄图压制上海人民的抗日情绪。民国27年（1938年）2、3月中，上海连续出现的人头案和人手案，以及9月初旬一天投扔手榴弹等五起事件。
第一个人头案出现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东路）电线杆下。人头放入蒲包内，面上血迹已洗净，颈间有三条伤口，似被砍三刀。此人头后经人认明，是《社会晚报》主办人蔡钧徒。
蔡案发生后数日，又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出现第二个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贴有字条，上写：“看！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从速反省自保身。”隔一日，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附近联益小学校门前电杆上，出现第三个人头。又隔数日，在巨福路（今乌鲁木齐南路）发现第四个人头。
人手案继之又起。第一只手装在纸盒内，留在美商《华美晚报》总经理宋作同家门首。盒中附中文打字机打就：“请先收此，如不更变抗日态度，当再以新物奉上”一纸。第二只手发现在槟榔路（今安远路）金城里张思猛家。张供职金城银行，某日，突有一客来访，留礼物一盒交张。张回家开盒，则赫然一人手。此手肤色白嫩，似属女性，鲜血尚未凝固。3月1日下午，公共租界又搜得人手两只，都藏纸盒中，盒内均附有警告抗日分子之字条。一手送《文汇报》；一手送汉文《大美晚报》。两手均砍下多日，已腐烂。
人头案、人手案连续发生后，一时恐怖气氛笼罩全市。
同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公共租界有五处投手榴弹，制造恐怖气氛。据被捕人供称是在宁波路华东电台，由日本人交与他们的手榴弹，分头在南京路大陆商店、四川路华美电台等处投掷的。
民国28年冬，沪西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亿定盘路（今江苏路）一带，常有侵沪日军宪兵遭到袭击。日方认为该地区附近棚户容纳“恐怖分子”，立即将诸安浜和法华镇、陆家浜棚房区草屋数百间，先后纵火焚毁，以致2000余人无家可归。时值寒冬，露宿停炊，许多老弱妇孺因而冻饿丧生。其时租界消防队曾出动，准备到场灭火，半路上为日宪兵所拦阻，不许前进，声言这段地区不在租界范围。
民国29年11月10日，日宪兵伍长田中在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被人开枪击伤。日宪兵闻讯赶到，开枪者早已撤离。日军迁怒出事地点邻近棚户，逼令整区2000余户立即迁出，即日将草屋拆除，5000余人无家可归，露宿冰雪中，后由各慈善堂及同乡会联合办理救济。尚未办理完毕，虹口韬朋路（今通北路）事件又接踵而起，日军官野村中正行经此处，被枪击身死。日海军陆战队出动在虹口一带大肆搜查，并按照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之例，立刻将韬朋路横弄数百家棚户全部拆毁，驱逐居民千余人出走，不准逗留片刻。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上海抗日民众强烈愤怒和反抗，侵沪日军官兵时有被枪击而送命的。但是这种分散的反抗，每每受到日军封锁的报复。这种封锁开始只有虹口及沪西越界筑路一带，之后逐渐扩大。
民国29年11月中旬，日宪兵伍长参藤精一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钱家弄附近被抗日人员开枪击毙。日军立即派宪兵一队将钱家弄四周封锁。其区域东自极司非而路，北至开纳路（今武定路），南至愚园路，西至亿定盘路（今江苏路），全部面积达500余亩，居民近万人，区内并有小厂20家，工人二、三千人。封锁线用铁丝网拦住，沿交界线的居民住宅出口也被堵绝。日宪兵日夜持枪监视，禁止通行及运送食物。如果私下通行或传送物品被宪兵发现，轻则毒打或拘禁，重则枪击或刀刺，封锁区内粮食奇缺，最苦是过路行人不及逃出，贫苦居民家无藏粮，多有因之断食致死者。这次封锁连续十多天，并未查获任何可疑人物。
钱家弄一案未了汪家弄一案继起。日本宪兵曹佐佐木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汪家弄附近，被人狙击，弹中胸部殒命，同行两日兵拔枪报复，开枪者逸去。事后，日本兵大肆搜查，并在毗连租界的兆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海格路（今华山路）、愚园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等处架设铁丝网，断绝交通，整个沪西界外地区，完全封锁在内。封锁区内店铺都停业，寂静如死市，粮食价格高至数倍，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其他饮食、日用之物，同时涨价。区内居民逾数万人，都有断食之虞。而日宪兵终日挟枪巡逻，不准居民出入及输送食品。这次封锁自12月1日起到14日方解除。惟汪家弄出事地点仍限制出入，由日兵2名及伪警4名驻守，规定上午8时至下午4时准许由弄内居民携物品出外，却禁止携带任何物品入内。隔了2日，更命汪家弄居民一律迁出，将大部房屋拆毁，仅留十之一、二。
11月16日，虹口侵沪日本海军俱乐部前又出了起狙击事件。那天，日军上校军官富永贡正在擦皮鞋，突来一身穿工装男子，向他连发三枪，两弹从背部穿入腹部，日军官随即倒地。开枪者返身离开，日宪兵队赶到即把出事地点四周包围，挨户严密搜查。受伤日军官送医院医治，因弹中要害，延至次日殒命。事后，日军即全面封锁苏州河各桥梁，断绝南北交通，唯一准许往来的通道，只有新闸桥线。行人过桥，无论南来北往，皆排长队，逐一查询。搜检结果，捕去300多所谓可疑者，拘禁在虹口昆山花园改作的临时集中营中，任其查问拷打冻饿一天一夜。7日后，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以南之武昌路、天潼路等处仍禁居民出入。该区居民除被捕多人外，所有华人都有日侨监视行动，如有搬迁，告。自这年9月下旬起，侵沪日兵，被抗日人员狙击死、伤者约10余人。为了对居民进行报复，日军不仅实行封锁，还组织巡逻守望队，对沿路行人查问，11月17日夜间9时许，一批人由乍浦路桥欲越过日海军哨兵岗位，被日军发现开枪，死1人，伤4人，余人即退回。事后，大批日海军陆战队开到乍浦路桥北端，将该区划为严重警戒线，搜查往来行人。许多居民被赶出屋外，等候检查，数百人拥挤在人行道上。有的人甚至携带棉被，通宵露宿路侧。经日军两昼夜的搜查，逮捕所谓嫌疑15人，其余陆续释放。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公共租界，12月16日，日军发出布告，说什么“对接近政治恐怖案件发生地点，即可施行长期封锁而遮断一切该地内外之交通”。云云。
民国31年2月14日，那天正是农历大除夕。夜间9时，抗日人员在南京路先施公司、扬子跳舞厅、永安公司及北京路、宁波路等处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侵略军认为是恐怖分子企图扰乱治安，遂调集海军陆战队、宪兵队，全部封锁公共租界中心区域，断绝交通，深入里弄居户搜查，闹得人心惶惶，寝食不安。次日为旧历大年初一，大家只好在家相对无言。搜查历时3昼夜，至17日始将河南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西藏路、苏州河地区解除铁丝网，开放通行，出事地点仍局部封锁。在这3天内，封锁区内商店完全停业，升斗小民，只能断炊。山东路望平街一带报馆也停刊。街头路旁尸体多至数十具亦无人掩埋。后来局部封锁的计有六个区域。即大新公司附近一区，永安公司附近一区，广东路至石路至山东路南北两区，石路至浙江路一区，宁波路至厦门路一区。封锁区域虽然缩小，可是持枪日军巡逻格外严密，日用物品不能购买，区内居民困苦万分。这次大封锁直至3月10日才解除。
日军当局为了加强控制，又将保甲制度推行于全市。民国31年3月上旬，开始普查户口，调动所有伪政府公务人员、公安局警员、小学教员以及中学生等一律出动，限期5天调查完毕，并布告居民调查时一律留在家中，在此5天内除因生活必需外出购物外，所有各业事务一律停止。
户口调查完毕后，日军着手组织保甲。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户有户长，负全家责任，一人有事，全家连坐。每户发一户口单，填写家属之姓名、年龄、性别与户长关系。粘贴在家中显着墙壁上，备出事时对照户口查询，如家中留有户口簿外人口，而又提不出确切身份证明者，即作“不良分子”论，得随时予以拘讯。十户为一甲，设甲长1人，负全甲责任，一家有事，全甲连坐，每甲发有甲户单，由各户长具名盖章，存保甲办事处。十甲为保，设有保长，十保为联保，设联保长1人，保及联保属保甲处，直隶于各该区警察局。
日军还强逼各保甲组织自警团。规定每保出自警团团员25名，每日轮值站岗2小时，交替接班，日夜不断，遇有特殊事情，则加站双岗。每一自警团员套臂章为标志，备有警笛、木棍和粗绳。岗设在街头弄口，为一小木房，平时有自警团员2、3名坐房中，每一联保，则设大守望所，驻有警官1、2名，自警团员3、4名。
民国31年3月初，日军为防止抗日分子进行狙击，在虹口举行“恐怖演习”。将吴淞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北四川路、天潼路一带全部封锁，并进入里弄搜查，捕得假犯人一名。当日演习居民已预知，许多人出门观看，因为没有自动报告，事后被日宪兵严厉责斥。
在敌伪时期绑架是常见的事，日军秘密将被绑架者押送各地充当苦工。这种绑架大都发生于虹口、杨浦一带。那时苏州河以北，本来就很冷落，街上行人极少，偶有因事滞留在外，独自晚归，往往即告失踪。有几次夜里，虹口戏院散场，突然拥进大批日伪军警，声言搜查“不良分子”，凡未带通行证者都被扣留，人数多至百余人，这些人都用长绳成串，忍饥挨冻，听候解决，有钱的贿通释放，无钱的押登船只，遣送浦东、浙江等地，充筑路或飞机场苦工，或编作运输队，东调西遣，流落他乡，病饿丧生者极多。那时人们称之谓“集团拉夫”。
沦陷时期日军在上海郊区“扫荡”的暴行
民国29年3月25日，侵沪日军集中2000多名兵力围攻南汇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自卫第二大队”。在北起江镇，南起老港，西至钦公塘一线，疯狂进行扫荡，海面上也派出汽艇配合，实行水陆合围。“抗卫二大”部队和“二大一中”的干部战士计50多名，被压缩在东西10余华里、南北30余华里的狭小地区。在敌人拉网式包围，梳蓖式搜索中，该部干部战士10多人被捕，“抗卫二大一中”区队长林阿本等6人在灶泓被敌人抓住后当场遇难。“中共浦委”委员朱君务和叶深中等6人在望楼乡被捕后关押在祝桥镇上，敌人派商会会长劝降，被朱君务等严辞拒绝，任凭敌人严刑拷打，软硬兼施，他们坚贞不屈，最后，朱君务等6人被敌人一刀一刀刺死，临死前高呼革命口号，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
民国29年4月14日至17日（农历三月初七至初十），市郊发生震惊全国的青东大屠杀。日军在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统一指挥下，抽调第十七旅团、江湾日军驻沪西联队、松江第三地区日军守备队、青浦日军守备队暨伪军许连生部、青浦保安司令部警察局等约4000人，对青浦抗日游击根据地凤溪、陆家角、刘夏周围进行毁灭性的大围剿，对抗日战士与善良人民进行极为野蛮的惨无人道的烧杀。据青浦县凤溪、徐泾、赵巷、重固和松江县泗泾、九亭、佘山、上海县诸翟等乡不完全统计，被杀害者达680人，其中枪杀229人、刺刀戳死370人、烧死69人、溺死12人。即使老人、婴儿、孕妇、教徒也难幸免。被围的赵巷乡、刘夏镇、姚家桥，徐泾乡杨家、康家、平石桥，泗泾乡徐家宅、罗家、草庵头等许多个村庄成为焦土，仅刘夏、金荣、前明、联民等村被烧毁房屋1618间，其中瓦屋667间、草屋951间，还有农具、耕牛、粮食、家具等生产和生活资料，使259户人家流离失所，不少村庄成了“孤寡村”，甚至“无人村”。
14日凌晨2时，日本侵略军在第十七旅团长长谷川率领下，由伪军许连生部领路，进占观音堂镇。青浦日军守备队长今井带领100多名日军及青浦保安第三大队蒋家昌部，乘汽船同时到达，当即抓了许多人，押至青浦、重固等地加以杀害。15日上午，日军又挨家挨户搜索，并把张德骏等青壮年押到顾家客堂里刑讯逼供，要大家讲出青抗三支队支队长顾复生的下落，谁要讲不认识或讲不出，今井等便把烧红的铁条烙他们。下午，又把在亲戚家吃喜酒的朱阿虎、徐迪明等17人押到“朝阳门”（现凤溪乡农机厂）前，先叫他们挖一个齐腰深的坑，再用刺刀将这批人戳死在土坑。16日，日伪军到杨家圩见人就杀，马南云祖孙等11人在家，被发现后全部遭到杀害。白发苍苍的老竹匠姜如松从夏熟田里钻出来逃跑也被戳死在南仓房上。顾复生的警卫员徐小毛被抓住后也被吊死在观音堂。
4月17日（农历三月初十）下午4时左右，驻扎在沙家村的日伪军从西面向东追捕人民群众，在上海县诸翟乡费更浪和杨木桥之间的田野里枪杀翟小和尚、张阿炳等5人。村民马进良在造房子，请了匠人在屋顶盖瓦，日伪军怀疑他们是为新四军望风，就将马进良等8人押到沙家村。4月18日（农历三月十一）上午8时，日伪军在蟠龙镇抓了在家搓草鞋的林顺余、染坊里的朱小桂，途经三家村又把在家结篱笆的高才生一起抓住，押到沙家村后，晚上把抓来的人进行吊打，逼着他们讲出新四军二支队的枪支存放地方，后将15人拖到田野，先用刺刀戳，再开枪把他们打死。据现有材料统计，沙家村被杀23人。
14日下午3时，驻在章家角的日伪军约30人，将该村章伯荣、章金荣、章小弟等都捉起来关在章金海家里。第二天上午，将被捉的人拖到客堂里严刑拷打，然后拖到场地上，架在稻床上面，下用浇了火油的稻草将人活活烧死。日伪军在章家角共杀了26人。
驻观音堂的日伪军，15日开始，在蔡家台阻拦过路人，并到周围村庄抓人。被抓的嵩子庙的有王湘涛、朱阿荣等87人，大部分都遭到毒打。尤其是王湘涛，因轧的米多，讲他是游击队，把烧红的火钳放在他脸上烫。还吊起来，下面用火烧，昏死过去，醒过来再加刑至死。其妻是孕妇，日军竟对她的大肚子连戳几刀，倒在血泊中。接着，对她7岁的儿子也下了毒手，刺刀在孩子的口中进去，头分成两瓣，王湘涛全家遭难。20日，村民张莲生等3人趁敌人熟睡时逃走，张贵炎被哨兵打中一枪，未中要害，死里逃生。其余84人都被戳死在庙后竹园里的三个土坑中。嵩子庙的日军在周围搜索时，发现师姑桥村郑庚生家前面二棵大树上有两根鸽旗，疑是新四军三支队架设电台天线，因而冲进郑家搜索电台，将3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全部戳死。
16日观音堂的日伪军，在火烧桥王仲良家驻扎后，从新泾、郏店、廊家庵等村抓了杨士林、蔡勤山等几十人，还有外地来扫墓的、换糖的、贩蚕蛹及摇船路过的人，用刺刀逼着他们在火烧桥北境和柴塘挖了两个大坑，用来埋没被杀群众。19日至22日，共杀了81人。侯阿士正好回家看望，也被日军枪杀在台泾桥河里，尸体还被拖到火烧桥示众。
14日，驻扎在秦家湾的日伪军，将迮庵村朱其昌、朱阿六抓住后，进行严刑拷打。他们母亲送钱去赎儿子，被日军剥光衣服用刺刀刺死。这两个青年被日军割睾丸而惨死。19日日军又抓了迮庵村王辛如，残酷地用铁钉把头颈钉在长凳上，再灌水，最后对准他的耳朵开枪而惨死。18日秦阿二回家看望，给驻在他家的日军枪杀在迮庵村杨行小学东面地上，其母被日军一枪打中倒下，其父以为妻子已被打死，急忙去收尸，在官路浜，被日军捉住绑上石头，惨死在官路浜河里。据统计秦家湾被日军杀害7人。
14日，日伪军到陆家角，半夜里就到马家浜等村逐户搜索抓人。在王伯琴家抓了陆宜康等人，张家浜韩银如家适在做道场，日军进门，就逼问顾复生的下落。并说你们白天做道场，晚上都是后备队员。就把周逸君绑来，周的16岁立嗣儿子周文彬也被绑在一起押到陆家角陆卫生家。同时日伪军在去和睦桥的路上又抓了张毓文、姚枚生、方梦云、张锦江等5人，先关进和睦小学，后来也押到陆卫生家。15日傍晚，大屠杀开始了，日军将捉来的15人押到沈彩林家门前大坑边，由两个日军用刺刀把人一个一个戳死在坑内。
15日早上6时许。日伪军20多人直扑范家浜，将三支队后方医院所在地沈家宅团团围住。19日沈仲卿父沈裕康、堂兄妹沈进余两人被日军抓到金字圩惨遭杀害。
18日，日军在周家浜把在家搓绳干活的吴海生、徐伯华等11个青壮年抓起来，说他们是后备队员，逼他们交出枪支，徐伯华肋骨被打断后惨死在天井里，金大阿弟、金泉生毒打后被推倒在周家浜桥下，开枪打死在河里。22日上午8时左右，日伪军强拉吴文渊等人去摇船，将徐裕生及各村近30余人，拖到陆宜兴家前面3个大坑边，用枪打、刀戳全部杀死在坑内。
日本侵略军小铃队长在驻扎和睦小学后，即到西崧泾和姚家浜抓了王伯余、侯小狗、汪顺余、李小妹、洪生等人，押到里巷江家宅，进行严刑逼供，21日都被日本侵略军用铁锤敲死。接着小铃又到和睦镇进行搜索，将道士姚金华和姚母用开水泡死，最后还将姚家3间草屋、2间瓦屋全部烧光。同日，和睦镇上6个糟坊师傅及两个外地人也被刺死在和睦镇上，将镇上姚礼德的母亲及徐进余丢到河里溺死，又将35岁做小工的苏北人邬阿三，吊死在树上。据现有材料，日军在和睦镇一带杀害了17人。
其他据点日伪军的罪行，据调查统计：在金字圩杀了25人，海日湾杀了12人，官路浜杀3人，新泾杀了1人，重固杀了5人，徐泾杀了2人。
当侵沪日军得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淞沪三支队主力集结在七宝以西、青沪路以南和刘夏附近，就调头来到这些地区进行围剿。
22日，青沪路北面各据点的日伪军全部撤走，仅留下许连生部在观音堂。
民国29年4月20日（三月十三）傍晚，松江佘山8名日兵带了翻译乘坐木船1艘到外婆泾徐家宅。船上载有被抓住的群众20余人，日军登岸后，就驻扎在徐八忠家（现泗联乡横港村）一间五开间大房子里，把抓来的人员押在房子里，翌日上午又抓了一批人，也关在里面，共有四、五十人。下午，当日兵酒足饭饱之后，就开始了大屠杀，敌人首先叫人烧了大量开水，倒在二只七石大缸里，然后拖出一、二人进行吊打，再掼在大缸里浸泡，或用烈火烧烫，一个个活人被折磨致死，一时惨叫声不绝于耳，残忍到了极点。当时严学余、严学良、顾清华鼓动大家，与其等着被敌人打死、泡死、烧死，不如出去拼命。当日军又来开门拖人时，被抓群众踢倒翻译、抱住日军，几十个人就拼命冲了出去，有的虽在逃跑时被枪杀捅死，但还是有十余人逃出了虎口。
接着，彭家宅侵沪日军连续打死3人，连69岁的老学究彭景贤也被日军刺死在场地上。徐家宅农民徐品园，全家父子3人都被日军活活打死。徐人忠的爱人也被枪杀在稻田里，其兄徐才生被日军抓住后抛在河里活活淹死，有的被捆绑后丢进火堆里活活烧死。日军在徐家宅扫荡3天，到4月22日（三月十五）临走时，把这个小村子所有房屋、粮草、牲口、家具、农具等统统烧光。
23日，日本侵略军小头目市川带领原驻陆家角地区的日军窜到南崧塘教堂驻扎后，就在南崧塘、南和尚泾、方家窑、孔巷等地抓了查品连、王树生、沈德士、陈伯余等98人。22日至23日在南崧塘连续杀了96人，被杀前吊打，捆绑后将人倒竖入水缸里，最后逐个刺死在土坑，或抛入河浜里，河水被染红。
24日，市川又带领一部日军窜到塘桥，把青松树村民梁阿金上刑打伤，又派6个日军，押了梁阿金到梁品达家，继在宅基附近抓了陆进余、陆富根等人。到梁品达家搜索武器，未果就把梁妻刺死在水桥头，边刺边威胁陆进余等人说：你们也这样死。临走时又把陆木生母亲刺死在宅基上，后将陆木生、梁阿金等人押到船上，摇到塘桥，途中又枪杀了一个喊摆渡的过路人。后到张扑桥又当场杀了2人，第二天上午8时在菜花田里又杀害了6人，第三天上午，塘桥和卖花桥的日军又到百家村抓人。晚上，当日军撤走时竞将抓到的10余人全部杀害。
24日，日军从打铁桥到刘夏、新开浜、胡泾三条沿河的二十多个村庄见房就烧、见人就杀，从清晨开始放火，一直烧到傍晚，据赵巷、徐泾四个村的不完全统计，被烧1608间房屋。金荣村有75户675间半房屋被毁。粮食、农具、衣物等生产、生活资料付之一炬，被烧死耕牛5头，共有67人被杀害。袁国祥的双亲均年逾花甲，日军将两者拖至场上，对袁就用刺刀猛戳，鲜血淌满场地，当场毙命。接着将其母陈小妹押至油菜田里，背后开枪，当即身亡，日军还唆狼狗撕咬尸体，惨不忍睹。刘夏村60户306间房屋被烧，姚桂香结婚才2天，全家4口被杀3人，诸纪云被抓住后，被丢入火中烧死。
前明村村民汤梅松，正赶路回家，被日军拦住，不加查问，即在路上被刺刀刺死，并拉出全部肚肠挂在桥上，尸体抛入河中，然后狂笑扬长而去。
25日，日军还到刘夏村的狗金骨和大木桥驻扎，穿了便衣到烧房的村庄去监视，有的爬到屋顶上观察，有的坐船巡视。金荣村张小弟回家收拾烧剩的杂物，当场给日军枪杀。狗金骨的日军在杀害张老太、张文进、张文达等8人后，于28日撤走。
4月22日，日军假作撤退，伪军许连生部在观音堂散布：大扫荡已结束，大家可回家。4月27日，日军小头目市川又率领日军重返陆家角、观音堂等地杀人。从张家浜到陆家角、南墅泾、范家浜、北墅泾等村又戳死40多人。张家浜周浦氏全家4人惨遭杀害，连寄住的内侄女也被杀死。看管三官堂庙的张老太，除一个不在家的小儿子外，在家4人均遭杀害。张家浜村18户人家竟有17户遇难。
日军小头目市川还到观音堂指挥屠杀。观音堂被包围后，只许人进镇，不许人出去，把镇上经商的袁小二等及上街的农民几十人，用铅丝绑住后押到庙场，轮番毒打，在附近村上又抓了几十人到观音堂，上午在文公浜河边，把南仓场陆阿宝等人用刺刀戳死后，推到河里。下午又将刷布路村姚锦清、袁小二等23人，押到庙场西南角的大土坑边，先用刺刀把抓来的人戳入坑内，又在土坑四周浇上火油烧。接着又把邱锦清等26人，押到八角东，架起机枪，强迫一部分人挖坑，其他人跪在地上，土坑挖好后，然后将他们一个个戳死在坑里，邱昌时身中13刀，因未中要害，抢救及时而幸存。
在青沪路北“围剿”区，日本侵略军抓人审问都集中在追查顾复生下落和枪支存放处，凡讲不认识顾复生者就杀。日军为了搜查枪支，在“围剿区”内将所有停放的棺材撬开（包括放在家的寿材）。
民国29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十三），大批日军从东西两路窜到青浦朱家角及沈家圈，当时适值农忙季节，绝大部分农民已出早工到田间劳动，发现日兵来了，一个个躲的躲，逃的逃。日军一到村上，就点火烧房子，从天刚亮开始，一直烧到7点钟左右，全村当时24户人家被烧22户，总共烧毁民房65间，草房几十间。其中最悲惨是沈小弟一家，不但房屋、家具、粮食被烧，而且还有两个孩子，1个5岁，1个3岁，因大人出早工留孩子在家里，也被活活烧死。
民国30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十），一批日军由汉奸翻译带领，闯进徐家堂捕捉徐南浪（徐参加部队的）。可是徐南浪闻讯已跑，日军扑了个空。于是就东寻西找，抓了来不及躲避的5个农民（3男2女），用各种刑罚进行威逼要他们交出徐南浪。可是没有一个能说出徐南浪的下落，日军恼羞成怒，在当地用刺刀将群众一个一个地戳死。日军在上海郊区的暴行血泪斑斑，罄竹难书。
侵沪日军慰安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使士兵为其卖命，竟在军事前线设立所谓慰安所，强行征集10余万妇女充当慰安妇，为前线军人寻欢作乐服务。被征集的妇女除少量来自日本本国外，大部分从中国、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掠获所得。这些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妇女遭受了极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痛苦，是日本侵略军又一滔天罪行。
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侵沪日军在上海沦陷后，就立即在上海择地开设慰安所，蹂躏迫害妇女。据初步调查，在上海开设的慰安所有如下几处：
江湾镇万安路743号，所址原是一个严姓大户人家的房子，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用改作慰安所。慰安妇中有日本人、朝鲜人，也有中国人。据四川里居委会一位姓相的老人和家住东宝兴路60余年的陆明昌老人回忆证实：四川里（现四川北路1604弄）41号、52号、63号，东宝兴路125号、138号、160号，四川北路2023弄7号、松柏里39号、海山路19弄（映生里）1号，均是当年日军慰安所。
又据台湾有关上海慰安妇的报道：民国27年1月上旬，侵沪日军在上海军工路杨家宅的军营卖春所开张，内有十多个小房间，挂的招牌是“陆军娱乐所”……。贴出布告规定来人先在“受付处”付款，领取入场券及保险套一个。价格是士官、军官、军属每次两元。入场券当日有效，隔日作废等。经查，该慰安所为今翔殷路边的杨家宅。另据一位住翔殷路东沈家宅人称“老土地”、现年83岁的沈福根提供：日本人占领这里时，就在我家门前搭造军营，共有四、五排房子，每排十几间，全是陆军。就在军营里开设慰安所，有日本女人，也有穿旗袍的中国妇女，总数近百人。
嘉定地方志办公室姚旭参提供，南翔也有慰安所：时间在民国28年至民国29年，他家隔壁的李家大院被日本兵占据作为日军慰安所。人们三天两头可以看到上午9点以后总有三四十名日本兵入内。所内共有三个慰安妇，其中两个是姓倪的亲姐妹，后又增加了一个农村姑娘。另据文字记载：民国28年日本人村川善美在五角场邯郸路末段，租地19350平方米，建造36开间日式两层楼砖木结构房屋4幢，定名“旭街”，开设慰安所。长住乍浦路一位老太证实：乍浦路180号和254弄内，也有日本人开设的慰安所。
当年为协同其父在上海经营慰安所的日本人坂下元司供认：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占领上海后，就用刺刀将公平路425弄原主人赶走，开设名叫“海乃家”的慰安所，作为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及其军需厂的指定慰问机构。民国28年其父来到上海，因和海军有关系，所以军方就把“海乃家”慰安所交给他经营。所内共有慰安妇40人，其中中国20人、朝鲜10人、日本10人，年龄最小的19岁，也有40岁的妇女，每个慰安妇日平均接客4～5人，她们能拿到四成左右的慰安费。民国32年，在日本海军军部的命令下，又在距“海乃家”1公里左右的地方开设一“海乃家”分馆。在其全盛时期，共有45名慰安妇。海军陆战队在沪人数数以万计，是日本海军在海外的最大本部，这家慰安所生意兴隆，收入存入附近上海银行。有名中国慰安妇名叫樱，当时大约23岁，她专为海军特别陆战队的航路部队“服务”，一般不与别人接触。她满脑子想的就是跳出火坑，可是身不由己。
据日本外务省警察史“在上海总领事馆”供认：“在上海海军慰安所共有数十处，人约131名（实际远远不止），海军士兵则专找难已统计的中国慰安妇消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沪强行征集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罪恶行径，已被国际社会进行了公开揭露，1993年8月4日，日本宫泽政府在辞职前，公开声明，向各国慰安妇表示道歉，并对在被迫充当所谓慰安妇期间所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痛苦表示遗憾。这是日本政府在大战结束48年后首次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