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时拾史事独家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作者廉克飞
在中学课本里面，有一个人被称作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我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他就是《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
但是如果要说在晚清官员中，谁是开眼看日本的第一人？我相信很多人开始摸脑袋了。那就followme吧。
初识日本1862年6月13日上午，天气晴朗，惠风和畅(我自己想象的天气状况)，在黄浦江面上海码头停泊着一艘船，船上装满了海参、鱼翅、海带、鲍鱼等多种海产品以及漆器、纸扇等物品，桅杆上挂着膏药旗，没错，这是一艘日本船，准确地说，这是日本的一艘商贸船，名字叫"千岁丸"。
"丸"在日本小孩、狗、刀、船的名字中经常使用这一后缀。日本人给船起名字也总喜欢带个"丸"字，有一种说法是因袭外来语mallship中的mall，指代商船，"丸"前的名字往往是人名、地名或组织名，总体意为"某某的船"。
而此时的上海境内被一股农民起义军围困着，这部分起义军叫做太平军。
这伙日本人在此时来到被围困的上海做什么？
就一件事：同中国做买卖。
这是日本自17世纪中叶实行锁国政策以来首次向中国派出贸易商船，当时日本统治阶层被称为-----德川幕府。
此时的日本还未与清朝建立正式商贸关系，这伙日本贸易使团官员便在在荷兰驻上海领事带领陪同下，前往上海道台衙门拜访了道台吴煦，欲请"凭荷兰商人报关进口"，"试做买卖"。同时"求准该国商船专来上海一口贸易，并设一领事官赁屋而居，照料本国船商完税等事"。这时候的日本态度还是很谦恭的，请求在中国做生意，并请求租赁房屋居住，可以照顾日本的生意和税务之类的杂事。
此时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正在上海，这就是我们文章的主角，他就是刚被清政府授予署江苏巡抚之职的李鸿章。
他现在正率领淮军驰援上海，因为太平军此时围困了上海，当吴煦将与日本贸易使团交涉的相关事宜向他报告时，李鸿章没有多少时间考虑这事。他这时的首要任务是率领淮军解除太平军对上海的围困。好在此事有南洋通商大臣薛焕过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沿海各省有对外交涉洋务的各省以江苏省为界，以北的直隶，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划为北洋辖区，江苏及以南的浙江，福建，广东（含海南），台湾及长江沿线设有口岸的各省(安徽，湖北，江西，四川）则被划分为南洋辖区。）
不过，通过吴煦的报告使李鸿章对日本有了一个初步了解："日本系东洋岛国，见于历代史乘。近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皆有采辑该国故实，前朝曾通中土，我国家仅有货商前赴该国采办洋铜。"
"该国从前只与西洋荷兰一国通商，相沿二百余年相安无异。自前年英、法等国骤至日本，挟以兵威，逼令立约通商。"
同时了解到："日本土产无多，向为本国商贾谋生之计，今为西洋商人占尽利权。此次日本来沪求通商贸易，是因其意识到与其货物为西商畈运获利，不若自行畈货分赴各国贸易，或可稍分其势。"
这些信息，使得李鸿章对日本有了大致的印象。他会同薛焕结合吴煦的对日主张，呈请总理衙门，可否答应日本的商贸要求，允许他们租房子，但是只准在上海贸易，不准去的其他口岸做生意，"不准擅赴别口贸易"。
但是遗憾的是这呈文最终没有得到总理衙门的核复，不过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李鸿章是不反对与日本开展通商贸易的，至少不反对在上海与日本通商贸易。
1862年12月初，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同时太平军对上海的围困也已经解除，这为李鸿章完成收复苏南的任务打下了基础。
出于收复苏南的需要，李鸿章一边购买洋枪、洋炮武装淮军，一边聘请英国人马格里及任命韩殿甲、丁日昌（不是丁汝昌，也不是邓世昌）等在上海陆续开设了三所洋炮局。
洋炮局自行制造西式枪炮、弹药。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了解到：日本为摆脱英、法势力的压制，"君臣发奋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洋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于是，他在借鉴日本经验后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当时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的指导思想。
1864年3月，又有日本派出的官船"健顺丸"来到上海求售所携带货物。
当时是上海道台以乾隆四十六年以户部颁发的《江海关则例》为据，准予该船货物的商贸请求，然后催促该官船"赶售货物,迅速出口回国"，卖货可以，卖完赶紧走。
此次上海道台处理"健顺丸"所带货物的方式，得到了李鸿章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李鸿章还进一步强调指出：日本与中国通商做生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开放通商口岸了，无论来的国家远近强弱，来的都是客，我们都要接待，不能阻挡。"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阻"，在这次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中，李鸿章明确表达了中国应该与日本通商贸易的主张。
1868是日本德川幕府与明治政府政权交替之时。在这一年，先有德川幕府政权下派官员传信与上海道台应宝时，表示将派员到上海"传习学术或经营商业"并"就便侨寓"，希望应宝时予以照应。后又有明治政府的首任外务卿清原宣嘉来函告知：他将"钦承皇室之德意"，与中国方面"以修善邻之好"。
不过，这时候在大清国的皖、苏、鲁、豫四省爆发了另外一支起义军---捻军，他们与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极盛时期总兵力达二十万众。1865年，清朝科尔沁亲王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就是所灭。
中日签约1869年，成立不久的日本明治政府，利用当时欧美国家间的矛盾，通过派使节到各国活动，收回了原幕府出让给欧美国家的一些权益。与此同时，政府内的一些官员也乘此提出了借使节到各国活动之机，借助英、法强国为媒介或直接对中国展开遣使、缔结通商条约的外交活动的建议。
于是，明治政府外务省在1870年8月派出了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花房虎太郎、文书权正郑永宁等前来同中国商议通讯通商事宜。
9月初，柳原一行先到上海，月底到达天津。10月初，先后拜访了通商大臣成林和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随后托成林转交所带书函与总理衙门。该书函主要表达了目前中日间"唯有商舶往来，未尝修交际之礼"的遗憾，日方希望中日之间不仅仅是做生意这么简单，而是要升华一个层次，希望两国正式签订一个"中日和亲条约"。
总理衙门大臣在接到日本方面的书函及条约底本后，一面照会日本外务卿："中国与贵国久通和好，交际往来，已非一日。缘贵国系邻近之邦，自必愈加亲厚。贵国既常来上海通商，嗣后仍即照前办理，彼此相信，似不必更立条约，古所谓大信不约也"。
总理衙门表示愿意继续保持通商关系，但不主张缔结相关条约；一面将书函及条约底本下发给李鸿章等地方大员，让他们预先酌议，对是否立约及如何立约提出自己的看法。李鸿章以他多年来对日本的了解，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的：现在日本已经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了，他们要与我中国立约通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日本不同于朝鲜、琉球、越南这几个国家，它一向不是中国的属国，不奉正朔，如果拒绝的他们的要求，他们再通过西各国要求我们立约，到时候作为中方，似乎更失了一计。"似不如就其纳款之时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作外援，亦可以稍事羁縻"，羁縻就是"笼络，怀柔"。
很显然，李鸿章在与日本立约问题上的主张是非常明确的，且认为通过立约还可达到"稍事羁縻"的目的，来日或可少树一敌。或许是在李鸿章的影响下，总理衙门大臣一改之前的不与日本立约决定，认为"前西方各国，均各允所请，而惟于日本近在东洋，坚为拒绝，似非一视同仁之意。此时坚拒所请，异日该国复浼英、法为介绍，彼时不允则饶舌不休，允之则反为示弱，在彼转声势相连，在我反牢宠失策。与其将来必允，不如此时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
总理衙门最终明确两国于明年在天津立约的意向，同时还令李鸿章督预筹立约相关事项。而柳原一行此行的目的也基本达到，11月初他们很愉快地从天津启程回国。
李鸿章在接受预筹立约任务后，把立约底稿交付两江总督曾国藩请示，同时还请旨将办理上海洋务十余年，熟悉情形，堪以委任的前上海道台应时召回，让应时"附搭轮船，迅速兼程来津，筹商办理"。
1871年7月上旬，李鸿章被授命为全权大臣以办理与日本国的通商条约事务。同时，日本也派出了修约使团，修约使团这次更换了配置：大藏卿伊达宗城是使臣，前任使臣柳原前光则被任命为该使团副使。
经过两个月的商讨磋商，最终在8月底中日双方基本确立条约款项，9月中旬，李鸿章与伊达宗城在天津的山西会馆签字画押，并约定一年后日本再派人员来华换约。不久，日本修约使团回国。这次签约被称为《天津修约》，各位读者注意，是天津修约，千万不要当成中日《天津条约》。
李鸿章作为此修约的全员大臣与日本修约使团的交涉过程中，对日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觉日本使团成员虽然表恭谨客气，可是内心都很自负轻狂，日本国内贫穷而多贪欲，奸诈而少信义，他们的文字与中国类同，特别是副使柳原前光，颇习华书，深悉中国国情，可以是个中国通。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认识，以及现实中洋商、洋货进人内地后所带来的危害，李鸿章在双方签约之时，特别向中方参与谈判人员强调：不能让日本有着一体均沾之望，一定要杜绝日本获取前往我国内地通商之利。因为日本一旦"攫取我内地之利"，必"浸移我内地之民"；其将"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因此，最后商定的条规和章程中基本规避了这两点。可以说，李鸿章认识还是很有前瞻性的。
中日天津修约应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是近代中日两国官方之间正式邦交的开始。可是没想到这个修约第二年起了一阵波折。
1872年4.5月间，还没有换约的时间，柳原前光便又带着随从四五人，经上海来天津直隶总督府觐见李鸿章，呈递所带之外务卿副岛种臣、前使臣伊达宗城致李鸿章的照会文稿，其中副岛种臣照会文稿中竟然要求要修改条约一些内容。
李鸿章拆阅照会后，十分生气，当面责问柳原："约已议定，何可遽改？两国条约派全权大臣议定，所谓全权者，各有自主之权。伊达宗城若不能作主，即不应与我定议，既经定议，断不能遭然改悔。"
李鸿章态度十分坚决地拒绝了日方的改约要求。当然李鸿章也是有礼有节处理了这件事，他对柳原表示：待两国换约之后，若有可以通融之事是可以随事斟酌商办的，但改约断不能行。再次表明了他的态度。柳原等只好无功悻悻而返。
到了1873年2月，日本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换约。李湾章则被总署大臣奏派为与日本使臣换约的大臣。4月底，中日《修好条规》换约仪式在天津举行。李鸿章与副岛种臣分别代表两国交换该条约批准书。这样，中日间自1870年8.9月间开始的修约交涉活动终于落下帷幕。
驻日公使在1870年至1873年的中日交涉过程中，李鸿章还曾多次呼吁向日本派驻领事、公使。
其中李鸿章就认为，"派遣使节"十分重要，1870年，当日本派柳原前光等前来商议通商立约事宜之时，除了赞成与日本通商立约之外，李鸿章还强调："所最要者，在立约后中国或派大员常驻该国京师"，派遣使节常驻日本京师主要有着几种作用：
可以更方便和深入了解日本国情。
增加联系，加强友谊。
如果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利，可以防止日本被西方国家勾结。
西方国家距离中国甚远，华商很少，而日本近在肘腋，华商较多，派驻使节可以更方便处理商务之事。
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将来可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派遣江、浙熟习东洋情形之人往驻京师，管束我国商民"，对将来选派驻日公使、领事之事作了初步设想。
1871年的中日修约中明文规定"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并携带眷属随员，驻扎京师"，这将向日派驻领事、公使的主张进一步明确化。
《修好条规》签订后，上文说过，日本一方面试图改约，另一方面开始着手遴选人员担任驻华公使。1873年2月，被日本派为特命全权大使来华换约的外务卿副岛种臣，同时充当了首任驻华公使。
然而，中国方面并未为此作任何安排，一直迟迟没有派出公使。直到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之后，李鸿章又一次强调向日本派驻公使、领事的主张。他结合日本侵台事件，认为如果在日本设有中国公使，就能提前预防和组织日本侵略台湾，说不定日本不会向台湾发兵。即使已经发兵，驻日使臣处理外交事务也更加方便。
他再次呼吁："今台事粗定，此举未可再缓，拟请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遵选熟习洋情，明练边事之三、四品京堂大员，请旨赏给崇衔，派往驻扎日本公使。"
可是这件事还是被一拖再拖，直到1876年9月，清政府才任命一名叫做许钤身的官员充任日本国正使，可是1877年1月，因许钤身另派往福建船政局任职，于是又让副使何如璋改任正使。同年11月，何如璋到达日本。晚清向日派驻公使之事，最终得以实现。
通过李鸿章提出的一系列对日主张，总起来看，这一时期李鸿章的对日主张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和世界潮流的，所以说李鸿章是"晚清大员中开眼看日本的第一人"，这一点也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