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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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文献记载中的周代“千亩”有二：其一，周宣王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西周都城附近，即今陕西省境内；其二，晋穆侯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晋国，即今山西省西南部。前者“千亩”之地名是随周人从后者迁移而去的，并且两地都与周人农作文化有关。
关键词：千亩；地望；迁移；农作文化
周代“千亩”出现于两个事件中，一是周人籍礼，见于《国语.周语上》，韦昭注为千亩土地，但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确证此千亩当为一地名，在西周都城附近。二是晋穆侯千亩之战，见于《左传·桓公二年》及《史记·晋世家》。此千亩的地望，杜预注：“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唐宋以来，由于学者们已经不清楚杜预注中“西河介休县”的确切地望，所以《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及《春秋左传注》等文献都否定杜注而另立新说。因此，关于周代“千亩”的地望，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故笔者主要从两方面展开探讨：一方面，考证了杜预注中“西河介休县”的位置，从而确定了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另一方面，尝试从上古史研究中地名迁移的角度，对周代“千亩”的地望做出新的解释。如有不当，还望方家不吝指正。
一、周代籍礼“千亩”考
周代籍礼中的“千亩”，《国语·周语上》有曰：“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句中的“千亩”，韦昭注云：“天子田籍千亩，诸侯百亩。”可见，此“千亩”当释为一千亩土地；而“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中的“千亩”，韦昭无注。此外，《史记·赵世家》有云：“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显然，此处的“及千亩战”当指《周语上》中周宣王三十九年败绩于姜氏之戎的战争，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千亩原在晋州岳阳县北九十里也。”徐元诰《国语集解》引汪远孙曰：“王自伐戎而远战于晋地，必不然矣。《诗·祈父》疏引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为戎所伐，战于近郊。’其说近是。”又，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也说：“千亩之地有二······一为周地······《国语.周语》所谓‘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者是也。”因此，可以肯定《周语上》所载“战于千亩”中的“千亩”为一地名，在西周都城附近。
按逻辑来说，《周语上》所载同一事件中的两个“千亩”，其意义本应相同，但后人的注释却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异？到底哪种注释是正确的？亦或是两种全非？考诸其他传世文献，也都难以很好地解答相关疑问。
2011年年底，《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正式对外公布，其中《系年》篇有关于西周建立之前周武王行籍礼的记载，这为我们探讨周人籍礼中的“千亩”提供了很多重要信息。清华简《系年》第1章有说：
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宣王是始弃帝籍弗田，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
其中，周武王“乃作帝籍······名之曰千亩”的记载至关重要，据此我们认为，《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句中“千亩”韦昭注并不准确。因为简文中明确记载的是“名之曰千亩”，此处的“之”，很显然是代词，指代前文中的“帝籍”，倘若如韦昭所言，则成为“命名帝籍曰千亩土地”，一千亩土地就是一千亩土地，岂烦人来“名之”？这在逻辑上扞格难通。我们曾经指出，“《国语》为语体史记，记事只是为了说明所记言论，内容也极为简单。《周语上》所载‘不籍千亩’与‘战于千亩’，正是这种正文与附属说明的关系。显然，文中出现的‘千亩’，不可能在前文中是指千亩土地，在后文中又变成一个地名。从‘战于千亩’句看，‘千亩’只能为一地名。”另，子居先生在《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一文中也指出，清华简《系年》第一章中记载的两个“千亩”为同一地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国语·周语上》和清华简《系年》中所载周人籍礼中的“千亩”，以及与之相关的周宣王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当从孔晁、汪远孙及杨伯峻先生所说，其为一地名，地望在西周都城附近。
二、晋地“千亩”考
除《国语》所载宣王有千亩之战外，据《左传》、《史记》等文献记载，晋穆侯时期也曾发生过千亩之战。“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穆侯七年为周宣王二十三年，所以晋穆侯十年千亩之战当发生在周宣王二十六年，其与周宣王三十九年的千亩之战是两次不同的战争，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述。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后人注释及今人研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在西河界休县以南；其二，在岳阳县（按：今山西省安泽县）北九十里的千亩原；其三，地望与周宣王千亩之战的地望相同，在西周都城附近；其四，在今山西省侯马市。现将各种观点厘正如下：
第一，西河界休县以南说。杜预注持此说，裴骃集解从之。那么，西河界休县以南的千亩到底在何处呢？这还得先考证杜注中所说的西河界休县的地望。细读《左传》杜预注，会发现其中还有一处提到了西河界休县。《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杜预注云：“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绵上。”由此可知，《左传·桓公二年》记载的“晋穆侯千亩之战”的千亩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之推受封的绵上都位于西河界休县南部。因此，只要我们确定了西河界休县的位置，“晋穆侯千亩之战”中千亩的地望就可大体推而得之。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所提到的西河界休绵上，一般都以今山西省中部介休县境内的绵上和绵山当之，其实并不尽然。顾炎武《日知录》卷31“绵上条”已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介之推受封的“绵上”到汉代已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今山西省中部介休县境内，另一种则认为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县、万荣县境内。钱穆先生说：“后汉书郡国志介休有界山，有绵上聚子推庙。厉之与烈，界之与厉，皆以声转相通······然则介休之界山，即厉山、烈山也······又考日知录卷31“绵上条”，称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而顾氏颇不信子推隐其地。窃疑汉魏以来相传焚山之事，即自古烈山氏之遗说也。古之稼穑，其先在山坡，以避水潦，烈草木而火种曰菑畲，故神农氏又称烈山氏。后既以烈山为厉山界山，乃误及于介之推，因以炎帝之‘烈山’，误传为介推之‘焚山’也。”“由烈山而误为历山，为厉山，为介山，其实则一。然则后稷始穑，固在此万泉闻喜一带之山，为汾洮间之原地，故闻喜有稷山，而万泉亦有介山也。”可见，钱穆先生认为，烈与历、厉、界声转相通，且神农氏炎帝曾在今山西省万荣、闻喜一带的介山烈草木耕种而得名烈山氏，故烈山而误为厉山、界山，进而产生界休（介休）介之推“焚山”的误传。此说颇具启发性。裘锡圭先生则一语中的地指出：“顾氏所说的，在今山西西南部的介山地区，可能是最早产生介子推传说的地区。山西中部介山地区的介子推传说，可能是从这里传过去的。”
第二，在岳阳县（按：今山西省安泽县）北九十里的千亩原说。唐宋以来《通典》、《太平寰宇记》及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以此说为准。我们认为此观点欠妥。因为：
一方面，其与晋穆侯经营之地相抵牾。据《左传·隐公五年》杨伯峻先生注，晋国“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又“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可见，从晋成侯都曲沃到晋穆侯复都翼再到晋景公都新田，晋穆侯前后几代晋侯的活动范围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以南及闻喜附近。另，据《左传·桓公二年》和《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晋穆侯七年曾经伐条戎。杜预注曰：“条，晋地。”裴骃集解与杜预注相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据《年表》，穆侯伐条在周宣王二十三年······条为条戎······山西省废安邑县治（作者按：指原北安邑，现属山西省夏县），今安邑镇（作者按：指原南安邑，现为山西省运城东部安邑街道办事处）北三十里有鸣条岗，当即古条戎之地。”又，《尚书·汤誓》序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伪孔传》：“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帝王世纪》：“桀败于鸣条之野······今有鸣条亭，在安邑之西。”《史记·殷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鸣条战地，在安邑西。”显然，晋穆侯七年伐条戎之战的地望当在今山西省夏县西部、运城北部一带，这与今山西省闻喜县非常接近。在这次战争中，晋穆侯为条戎所败，所以为太子取名“仇”。与之相反，晋穆侯十年在千亩之战中则大获全胜，故为少子取名“成师”，杜预注曰：“意取能成其众”。由此可以推测，由于晋穆侯迁都于翼以及伐条戎，其苦心经营的地域都在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以南、绛县以西、运城以北这一大致范围之内，且晋穆侯在位仅有27年，所以晋穆侯十年千亩之战的地望也当位于上述今山西省西南部的范围之内，绝无可能在今山西省安泽县北九十里的千亩原。
另一方面，其与《左传·桓公二年》文本叙事的整体性相冲突。《左传·桓公二年》在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