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论之苑】
作者：钱念孙（安徽省社科院、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者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下的文学创作在获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一些结构性问题在新的现实情况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而一些基于时代变迁而衍生出的新问题、新现象也陆续冒了出来。这些都亟待进行及时的现象梳理和深刻的学术阐释。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方向和道路、继承和创新、繁荣和发展等问题锚定思想航标，提供根本遵循。
文学与生活的互动关系还表现在一些经典作家的居住地及作品所描写的重要生活场景等，被保留修缮或模仿重建，成为某些城市、乡村的响亮名片和金字招牌。图为影视剧《白鹿原》拍摄地陕西蓝田县前卫镇白鹿原影视城。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人生的最大遗憾，莫过于生命的一次性和生活的不可重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既表明世界始终处于变化运动之中，也说明人的经历具有时不再来、即过即逝的性质。
作家与一般人既同也异：他的现实生活与众人一样，持的是一次性用过即废的船票，会像孔子那样面对滚滚流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叹；但他的创作生活能够超越客观时空的限制，对时过境迁、一去而不复返的日子按下暂停键或恢复键，以自己选择的节点和时段，在作品里踏上新的生活旅途。文学创作，也可说就是这种在作品里重新生活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可以说，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的过程，把生活咀嚼透、完全消化的过程，也就是在作品中重新生活、再造生活的过程。
1.作家在重新扬帆启程的生活航道里，洞开一片让人豁然开朗的新天地
三百六十行中有文学这一行当，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的演进历程。文学起源于人的劳动实践。鲁迅先生说过：“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传说反映黄帝时代狩猎过程的《弹歌》写道：“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大概属于文学的“自在”阶段，即自发咏叹、没有很强目的性的阶段。
到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也就是《诗经》选录作品产生的年代，人们创作诗歌已明显步入“自为”层面，即带有预设想法、具有较强目的性的层面。《诗经》中的诗篇，不论是开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是其末章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前者歌吟男女恋情，后者称颂先王武功，主题和目的均显而易见。至于《七月》反映下层人民终年艰辛劳动，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伐檀》责问不劳而获者“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慨更是昭然若揭。因此，中国现存最早典籍《尚书·舜典》概括文学的特点说：“诗言志，歌咏言。”《汉书·艺文志》进一步解释道：“‘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其实，文学之所以具有言志抒情的特质，之所以可以发挥“观风俗、知得失”的作用，关键在于人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不甘心于生命的一次性，不情愿于人生的试步就是无法收回的脚步，因而借助文学作品对过往生活进行回忆、品味、再现和自警，以弥补人生棋局无法反悔、落子即为定案的遗憾。作家在作品中重新生活，并非以复现既往生活的原貌为能事，而是不管他自觉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都要这样那样地融入和渗透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体验、感悟和认识。受语言表达功能和创作主体把握世界能力及局限的影响，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生活，必然是经过作家选择、淘汰、提炼、加工过的生活，因此重新生活也是重构生活和再造生活。
对此，许多作家都有深切体会和共识。王蒙早在1953年创作处女作《青春万岁》时，其序诗开头就写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这里的编织日子，也就是重新生活或者说再造生活。2020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对我来说是什么？把我所珍惜的、所感动的、所热爱的一天一天日子镌刻下来，书写下来，制造出来，然后你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了那些日子一样。这样我不光是过了这个日子，我还爱了这个日子，还想了这个日子，还写了这个日子，还描画了这个日子，我还反复琢磨了、咀嚼了、消化了、整理了、梳理了这些日子，在某种意义上挽留了这些日子。”
由文学挽留下来的日子，或者说经过文学咀嚼、消化、梳理过的日子，既保留和洋溢着生活五光十色的客观色彩，又饱含和浸润着作家对生活感时伤昔的主观情怀。人虽然不能改变既往生活，却能够对过往的成就与荣华、不足与缺憾进行分析总结，以前车之辙作为后车之鉴，不断调整和修正未来生活之路。作家就是以语言塑造形象的方式，对既往生活感悟剖析、对未来生活憧憬设计的工程师。人类的进化发展史，尽管时常遇到坎坷和曲折，但克服困难砥砺前行的步伐从来没有停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来没有止息。文学表现生活，理应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与他人、历史与现实、光明与黑暗，及其之间辽阔的灰色地带，给人以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勇气、智慧和激情。如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文艺家作为文艺火把的点火人，传扬真善美、贬责假丑恶，是不言自明、不可推卸的天职。这用传统文论的话语说，也就是要发挥“文以载道”的作用。从刘勰的“文以明道”说到韩愈的“文以载道”说，其实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只是一些人的误读和滥用，让它有时散发出浅薄说教的气味。这里的关键是对“道”如何理解把握。如果把“道”看作世道人心和人生世事的道理，文学就绝不能离开也无法离开“道”，正如人不能须臾离开灵魂和思想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作家首先应该成为一个有“道”之士，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在自己重新扬帆启程的生活航道里，洞开一片让人豁然开朗、激动不已的新天地，从中可以看到成功与失败、喜悦与悲伤、从容与冒失等万千气象，以及乱花迷眼纷繁世界中可行的途径和方向，让读者收获一种更加有意义、有趣味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启迪。
这或许就是文学存在的永恒价值，也是作家创作的魅力所在。
2.“想象虚构、感情用事、以小见大”：作家再造生活的三大路径
对于社会生活的体察和解读来说，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科学家等均与文学家一样，都是充当“事后诸葛亮”，对既往生活进行自己的描述和阐释。比较而言，科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钻研和把握社会生活的态度是力求客观的、表述方式是理论抽象的，即尽量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抛开，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待研究对象。文学家与此不同，其创作虽然在主题构思、谋篇布局等方面也需要理性思考和抽象思维，但具体描写社会人生及大千世界，不仅需要带着浓厚感情深入了解和体察表现对象，而且要以形象化的方式塑造和呈现表现对象。如果说，学者探究社会人生一般持冷静、客观的立场，那么，作家反映社会人生则多半取移情、主观的态度。如果说，学术研究主要运用归纳事实、抽象说理的逻辑思维，那么，文学创作则更多依靠描绘形象、以情动人的形象思维。文学创作运用形象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根本特征，以及它区别于学术研究的思维特点，赋予作家创作或曰在作品中重新生活享有三大“特权”。
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15部长篇和120个短篇，写的都是他那像邮票大小的家乡“约克纳帕塔法县”，而这个世界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地点完全是无中生有、想象虚构。莫言众多作品所写的“高密东北乡”虽实有其名其地，却已是面目全非。真实的高密东北乡只是一片平原及一些普通的村落，但莫言在作品里给它盖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还给它移来大山，搬来沙漠，弄来沼泽、湖泊、森林等。莫言自己说：“我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文学创作的想象虚构繁花似锦，举不胜举，在神话、童话、科幻等浪漫主义创作中更是天马行空，异彩纷呈。在现实生活中，捕风捉影、异想天开、空穴来风等常常是被谴责被否定之事，可在文学创作中只要运用合理往往能成为生花妙笔。
二是“感情用事”。凭个人爱憎或感情冲动看待和处理事情，在现实中多半被认为是一个人不成熟、不理智的表现。而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文学创作，其思维过程则常常伴随情感活动，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不过，文学情感与一般情感不同，它多半不是嬉笑怒骂的直接宣泄和表白，而是借助艺术形象予以呈现和传达。曹植遭遇哥哥曹丕的刁难和迫害，命他七步之内赋诗一首，写不出来“则行大法”。若曹植直呼“你我本兄弟，相害何太急”，那就是一般情感的倾诉，就不入诗和文学的殿堂，最多只是在文学的外围转悠。可他吟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巧妙地用豆秸煮豆的形象来比喻兄弟之间骨肉相残，这就有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文学创作的奥秘，要点就在赋予形象以情感。豆如何能“泣”？如何能发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悲愤之声？谜底就是曹植“推己及物”，将豆和豆秸拟人化，赋予豆与己相同的感情。
柳宗元是写游记散文的高手，他的《钴鉧潭西小丘记》写潭边山上石头：“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说那些倾斜重叠俯伏向下的石头，就像牛马在溪边饮水；那些高耸突出的、有如兽角斜列争着往上冲的石头，就像熊罴在山上攀登。这实际上是通过想象动物的情态把无生命的冰冷的石头写活，而想象动物情态的前提还是移情，即经由“以己度物”的比喻来状物抒情。文学家与一般人在天赋或曰天性上的差异，大半就在于能否对万事万物“感情用事”，能否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体察万物，与描写对象在情感上发生同频共振。
文学形象这种以小见大的特点，在短小诗歌的雅致园地里也同样得到彰显。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虽然纯粹只写一地的自然景物，却以夸张传神之笔仿佛写尽天下瀑布的壮美景观，以及诗人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和赞叹。它不仅千百来年脍炙人口，引发共鸣，也让此后站到庐山瀑布前的骚人墨客不敢轻易吟咏，感受到“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无形压力。文学描写对象并非以扩大版图、增加数量擅长，而是以突出彰显形象特色、丰富形象内涵取胜。
3.经过对生活洪流的千淘万漉，对生活矿石的千锤百炼，文学再造的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加意味深长
作家在作品中重新生活和再造生活，虽然感发构想和形象胚芽等都受孕于外在社会现实，但经过创作主体的十月怀胎和精心孕育，其分娩出来的艺术形象已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这种情况往往在作家打下腹稿，全身心投入创作时就不同程度地发生了。陈忠实谈《白鹿原》写作，说在小屋里摊开稿纸，“我就进入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就把现实世界的一切忘记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四季不分，宠辱皆忘了。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追踪他们的脚步，倾听他们的诉说，分享他们的欢乐，甚至为他们的痛苦而伤心落泪。这是使人忘记自己的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容纳我和他们，而容不得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人插足。一当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进来，他们全都惊慌地逃匿起来，影星儿不见了。直到来人离去，他们又复围来，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么似的……”
作品完成面世后，它已是作家无法操控的另一条生命，就像孩子长大总要离开父母，踏上自己的人生征途一样。文学作品进入社会传播，无异于给每日在实用功利厂房里忙碌的人们打开一扇气象万千的窗户，不仅可以检视以往峥嵘岁月留下的雪泥鸿爪，汲取经验和智慧，看到盲目和疏忽，还能够更好地感悟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人情世态的多姿多彩，以及风土民俗的千奇百怪。孔子早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讲文学具有感发人心、认识生活、联络群众、针砭时弊的功能，也是文艺理论教科书解说文学社会作用时的老生常谈，此不复赘。
文学再造生活当然不可能穷尽生活中的所有，甚或只是无边无际生活的一鳞半爪和挂一漏万，但文学是对生活洪流的千淘万漉，对生活矿石的千锤百炼，因而其所再造的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加浓缩饱满、更加激动人心，也更加意味深长。唐代诗人李贺《高轩过》里有一句诗：“笔补造化天无功。”这本是他夸赞文坛前辈韩愈和皇甫湜两位“文章巨公”才华的诗句，却揭示了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另一层意思。“笔”是作家作文的工具，此处代指文学和文才；“造化”指自然万物，也包括社会生活。“笔补造化”，就是说客观外部世界还有缺陷、还不够精彩，需要文学之笔对它进行补充和完善。而经过作家之笔重新勾勒、修正和再造的生活，可与客观外界生活对照媲美，用李贺的话说，就是可与老天一比高下，以至让老天黯然失色、略输一筹。
李贺之言是否夸大其词？这当然可以讨论。但他所说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定的依据。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强调“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我们的经典文论也认为“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石涛《画语录》里有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如此等等，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除了文艺模仿现实以外，现实有时也模仿艺术，这在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譬如我们面对山水自然美景和美丽女子，常常说“江山如画”“美人如画”，很少反过来说“画如江山”或“画如美人”。再如我们遇到聪明能干之人，往往以“小诸葛”或“赛诸葛”称之；遇到平庸之人缺乏自知之明，常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吹嘘，会说他简直就是一个阿Q；与一个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女孩在一起，会说她像林黛玉，或直接喊她“林妹妹”；而碰到一个精明干练、心狠手辣的女强人，会说她就是王熙凤。凡此种种，都是生活模仿艺术的常例。
我们不仅经常以文艺形象来解读和评价生活中的人，还时常用文艺形象来议论和说明生活中的事。如谈论集思广益的重要，会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表达双方有一方利益受损却都心甘情愿做某事，会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凡此种种，加上由众多文学名著衍生出来的大量成语典故及谚语俗语作为常用语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频繁使用等，确实构成了生活也模仿艺术的现象。英国作家王尔德在《谎言的衰朽》中有言：“生活模仿艺术，胜过艺术模仿生活。”这句话固然过于片面和极端，却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并非完全是无根之木。
其实，出现生活模仿艺术的状况并不难理解。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类文艺作品，一旦创作成功投向社会，它就脱离创作主体而成为一种社会客体，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优秀文学作品变成纸质版或电子版图书出版发行后，白纸黑字的独特组合及其字符下蕴藏的丰赡内涵，不仅作为知识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作为精神文化成果为千千万万大众所阅读享用。这种阅读享用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滋养人们的心灵及情感生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挥文学的认识、教育和美感作用等。其中出类拔萃者又可能成为更多文化产品的母本，在不同艺术门类派生出许多孪生兄妹，甚至在不同时代繁衍成瓜瓞绵绵的世家旺族。
以《三国演义》来说，除了数百年来一直畅销不衰，被改编成评书等多种说唱文学形式，现在仍有演绎小说的同名大型电视剧热播外，在传统戏剧舞台上更是形成洋洋大观的“三国剧”系列。如演董卓、吕布、貂蝉事的《凤仪亭》，演张飞、关羽事的《古城会》，演曹操、诸葛亮、周瑜事的《群英会》，演关羽、鲁肃事的《单刀会》，演曹操、关羽事的《捉放曹》，演张飞事的《长坂坡》，演诸葛亮、司马懿事的《空城计》等。当代长篇小说《白鹿原》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秦腔、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不仅如此，文学与生活的互动关系还表现在一些经典作家的居住地及作品所描写的重要生活场景等，被保留修缮或模仿重建，成为某些城市、乡村的响亮名片和金字招牌，有力推动当地的文化发展和旅游经济的繁荣。笔者曾慕名前往英国中部的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德小镇，这里与莎翁出生、上学、恋爱、写作和戏剧排演等有关的五处木石结构的建筑，以及广场、花园、街道、河畔等，都被整体精心维护和修建成文艺复兴时期古意盎然的格局及景貌；而后建的莎士比亚体验馆则借助技术创新和影视特效，极具魅力地展示和表现莎士比亚的一生；还有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在后改造的庭院剧院长年演出原汁原味的莎剧等，每天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文艺朝拜者。我国也有许多植根于文学名著的佳景胜地，如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安徽滁州的醉翁亭、湖南岳阳的岳阳楼，还有安徽合肥的三国遗址公园、江苏无锡的三国城，以及多地的大观园、桃花源、结义亭等，可谓星罗棋布、各擅胜场。
这些名胜之地，有的是作家触景生情创造经典之处，有的是依据名作故事设计建造的文化景观。就它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来看，文学内容与客体物质已经融为一体，很难把两者简单剥离和分开。客体景观中饱含文学内容，而文学内容又在客体景观中得到生动呈现，两者相得益彰，既让文学内容有了客观化的实景诠释，又让实体景观充盈和洋溢着文学的意蕴与神采。
实际上，整个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马克思指出，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世界，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促进“自然的人化”的进程。作家再造生活创造的文学佳作犹如电流，经由读者阅读而传导和改变人的精神品质，进而不知不觉地输入和流布人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而经过文学及文化电流“麻过”或者说“电过”的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生活，则会作为客观现实又成为文学反映的对象，并影响新的文学创作。一部人类文明进化史，大体就是如此循环往复地被文学及文化不断浸染和提升的历史。正是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堪称“人的生活教科书”。作为生活教科书的书写者，作家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理应为人们的美好生活奉献精品力作、提供优质精神食粮。
《》（2021年08月18日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