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大街拐进翠花胡同，没多远就看见两个大红灯笼，这里有个不大的门脸，门上挂着一块老旧的招牌——“悦宾中国个体第一家”。
这是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个体经营餐馆——悦宾饭馆，由郭培基、刘桂仙夫妇于1980年开办。当年，为了拿到营业执照这把“钥匙”，刘桂仙曾在东城区工商局里“耗”了一个月。
11月1日，悦宾饭馆换了新照，经营者一栏更换为刘桂仙的孙女郭华。将饭馆的经营者由父亲郭洪利变更为郭华，是父女俩多年的心愿。《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的实施，让这个愿望在“不清空历史”的前提下得以实现。
“42年前，悦宾饭馆在我的爷爷、奶奶手中诞生，现在，把饭馆办成‘百年老店’是我的理想。”郭华说。
悦宾饭馆换了新照，经营者一栏更换为刘桂仙的孙女郭华。新京报记者王飞摄
胡同里的“个体第一家”
悦宾饭馆名头“很大”，北京第一家个体经营的餐馆，店铺却“十分低调”，就“藏”在北京东城区的翠花胡同里。翠花胡同呈T字形，横向往东连着王府井大街；竖向北是五四大街，斜对面是中国美术馆。
走进饭馆，便能看到一个呈长方形的店面，摆了11张桌子。11月3日，正午时分，除了最靠里的一个圆桌没人，其余的方桌都坐着食客。郭华坐在收款台里忙着算账，时不时把算盘拨得噼啪响。她背后的墙上，挂着悦道的报纸版面、1980年9月办下来的手写的北京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后补发），经营者是郭华的父亲郭洪利，那年他19岁。
一摞菜单就放在前台，翻开菜单，没有照片，第一页是自创招牌菜：蒜泥肘子、锅烧鸭、五丝桶、面筋塌白菜……这些都是40多年前刘桂仙的拿手菜，不一样的是食材比原先更丰富了，鸡鸭鱼虾都有。
如今，悦宾饭馆的日常经营由郭华打理。“小时候去奶奶家，就是去胡同里的饭店。”她回忆，当年爷爷奶奶想开饭馆，是因为“太穷了”，家里有五个孩子，一家七口就靠爷爷郭培基每月30多块钱的工资生活。郭培基是一家单位的炊事员，刘桂仙厨艺也很不错，有制作各种南菜的技术，善长“干㸆鸭”，在大饭店里帮过厨。全家就想能靠自己的手艺开个饭馆。
但是这个想法，在当年是个“奢望”。
“1980年，北京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其他行业没有相关政策。虽然有为数不多的几家饭馆，但都属于国营。”东城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资料显示，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
刘桂仙想开一家个体饭馆，她和两个待业在家的儿子写好了开店申请，先是找街道办事处盖章，但街道说，这得找工商局办营业执照。
原东城区工商局当时还没碰到过提出要开个体饭馆的。时任原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他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审批。刘桂仙第一次找来说要开饭馆，靳云平告诉她，“不行，饭馆不批。”靳云平说，“别人一（听）答复（就）走了，她不这样，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第四天又来了。”
刘桂仙在工商局里“耗”了一个月。工商局也很想帮她解决困难，于是，靳云平来到刘桂仙家“家访”。“她家穷到什么程度？一个人平均不了一条棉被。”靳云平说，“家访”的感受是“这刘桂仙老太太是真想干，而且她能干好。”于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帮帮她，也尝试一下新东西，有什么问题，责任我们来担。”经过工商局领导班子合计，同意给刘桂仙特批。
由于当时还没有给餐饮个体户的正规营业执照，工商局手写了文件当“执照”。在刘桂仙的《个体工商业户申请登记表》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意见是“准予发照”，靳云平手写“准予母子三人开业”的字样，并盖上专用章，日期是1980年9月16日。
由于没有先例，也没有正规的个体餐饮业营业执照，工商局就自己做了一份。“我记得那个执照用的是工商部门的文件纸，手写的，大概是批准悦宾饭馆经营之类的短短几行字。盖了公章后，我在上面签了个字，这工商执照就算给他们家办下来了。”靳云平回忆。
遗憾的是，悦宾饭馆的第一张手写营业执照并没有保存下来，目前存放在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管局（原东城区工商局）档案室里的，是后来补发的规范《北京市个体工商业户临时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是年仅19岁的四儿子郭洪利，该营业执照有效期只有四个月。
悦宾饭馆作为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饮店开业，生意的红火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尤其是有大量大使馆的外国人慕名前来。第一天他们就卖了50多块钱，超过了此前郭培基一个月的工资。
40多年不变的老口味
悦宾饭馆开启了中国个体饭店从无到有的篇章。据《》报道，从1980年到1987年，北京的餐馆由原来的800家左右激增到7000多家。
个体经营进一步放宽，1992年，刘桂仙与郭培基在翠花胡同开了悦宾饭馆的分店“悦仙”。郭华说，后来他们家还做过其他买卖，大多因经营不善关门了。只有悦宾和悦仙一直经营到现在。
如今，郭华成为悦宾饭馆的第三代经营者，“80后”的她可以说是在这个饭馆里长大的。
她告诉记者，小时候，父母和爷爷奶奶全身心地投入在店里，她从小先是在款台“圈着”，稍大一点儿“圈”不住了，“我就坐在顾客的腿上，这桌吃两口、那桌吃两口，就这么长大的。”
再大一点儿，她就能在饭馆里帮忙了，到后厨剥虾、择菜。上学后，放了学回到饭馆，一号桌就是她写作业的地方。
2011年，郭华大学毕业，刘桂仙想让她回店里干，但她想去外面感受感受，于是找了一份财会的工作。刘桂仙为了让她回来，跟她说，“外面给你开多少工资，我出三倍。”
工作四五年后，郭华又回到店里。“其实出去工作也是想摔打摔打，因为爷爷老早就说，这个店以后得交给你。”
打小在店里长大，饭馆的经营管理她早就得心应手。菜单多年未换，口味也维持不变。“从采购到加工一直把关，延续着老工艺，一步都不能省。”郭华说，爷爷常讲“要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奶奶的口头禅是“但凡有我掌勺的一天，就不能出乱七八糟的事儿”，郭华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但也从一开始就存了敬畏之心。
比如，悦宾的招牌菜“五丝桶”是刘桂仙在春卷的基础上推出的创新菜。过去穷，只有过节才能吃春卷，用薄薄的面皮卷着切成丝的各种菜。刘桂仙对春卷进行了改良，面皮改成了鸡蛋皮，里面卷着荤素5种丝。这道菜要耗费7个人、11道工序，直到现在，这道菜依然是这些环节。“五丝桶”也成了几乎每桌必点的招牌菜，老顾客经常远道而来就为尝尝老味道。
蒜泥肘子的诀窍是火候和时间，只有炖的时间够了，才能炖出肉最原本的味道。什么时候算炖好了？“拿筷子一戳，提起来的时候，肘子要跟着筷子起来，但是会慢慢往下垂。”郭华说，鱼丸都是手工做的，土豆丝全是人工切，直到现在，开在胡同里的悦宾也没有经营早餐，“因为我们从早上就要开始忙着加工了。”
在郭华看来，保持不变比改变更难。比如现在外卖这么火，要不要做？郭华说，“外卖确实能增加销量。但是我们家有些菜不适合，稍微凉一点儿，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郭华觉得北京变化很快，人们反而更珍惜传统的东西。一个老顾客曾告诉她，她从小就吃“悦宾”，也有新顾客来这里就为尝一口北京胡同里的家常菜。她认为，她的使命就是让悦宾和文化留在这条胡同里。
把饭馆办成“百年老店”
11月1日，《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正式施行。当天下午，在东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华从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淳手中，接过《条例》实施后全国首张直接变更经营者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将饭馆的经营者由父亲郭洪利变更为自己，是父女俩多年的心愿。由于个体工商户财产权、经营权的特殊属性，长期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对变更经营者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按照以前的规定，如果变更经营者，就要注销使用了几十年的营业执照，悦宾饭馆的历史就要“清零”。
《条例》调整了个体工商户变更经营者的方式，由原来“先注销、后成立”改为“直接申请办理变更登记”。从42年前的“北京市第一家个体餐馆”到如今的“全国首张”，悦宾饭馆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一张薄薄的营业执照也折射出北京营商环境的变化。
“就拿我家来说，从最开始的申请登记表，到手写的营业执照、打印的正式营业执照，再到后来的电子营业执照，这次我又领到了变更经营者的新营业执照，我感觉政府的管理思路也在改变，从监管到“携管”，再到现在的扶持，追着给企业解决问题。”郭华说，现在去服务大厅办事找专管员，对方特别热情、耐心。“我去咨询点事儿，人家处处替我着想，给我出主意。就算解决不了，也能给我指个路。”
新冠疫情暴发后，悦宾饭馆一度停业，郭华说，正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和服务，餐馆的经营才得以继续。“看到饭馆里老年人多起来了，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
疫情发生以来，政府部门出台了不少针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的纾困解难的政策措施，让郭华感触最深的是政策“宣讲”。“个体工商户的门槛比较低，经营者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每次有优惠政策下来，专管员就会给我们做培训，一遍没听明白再来一遍，只到明白为止。减免房租、水电费、税费，大家能享受的都享受到了。”
此外，私营个体经济协会也经常召集个体工商户开线上会议，收集困难，听取需求。“每次开会，大家提出的困难五花八门，私个协的老师都会耐心记下来。根据大家的困难，相关部门会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的出台，让郭华更对未来充满信心。“《条例》提高了个体工商户的地位，我们也能像公司一样去参与竞标了，资金困难时，也可以像中小微企业一样向银行贷款。”郭华说，这就像是给个体工商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我们觉得国家是认可我们的，对未来，我更有信心了，虽然疫情还在持续，但我觉得自己还能继续坚持。”
“42年前，悦宾饭馆在我的爷爷、奶奶手中诞生，全家人有个心愿，就是要把饭馆办成一家‘百年老店’，现在，这也是我的理想。”郭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