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被捕后，爱因斯坦为何都伸手援救？上海知名女律师：一场官司就获得十余幢房屋，解放后全部献国家！
1936年5月，由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爱国人士响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停止内战，坐下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因而遭到反动政府的打压与迫害，并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
以“危害民国”的罪名被捕的七位爱国进步从士分别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其中，史良是“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史良等人的被捕，立即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甚至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史良等人一起受监禁。就连国际上的知名学者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人，也向史良等人伸出援手，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史良等人。“七七”事变爆发后，蒋政府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史良等七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史良的被捕入狱，为何连爱因斯坦等国际知名人士都为其大鸣不平呢？这一切都源于史良等人的国际影响。
史良是江苏常州人，父母均为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到来自父辈的熏陶，民族意识与爱车思想早早就萌生了。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武进县立女子师范求学的史良，同时还担任着常州女师同学会的会长，因此被推为省立第五中学、常州南师和女师三校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积极参与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青年活动。
史良从武进女师毕业后，在好友资助下，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五·卅运动”中，史良因积极参加示威而被捕，一天以后才被释放。受此影响，史良随后还主编了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1926年，王开僵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由司法界的著名人士董康为校长。史良和100多名追求进步的同学便都脱离了思想僵化的法政大学，进入上海法科大学，成为董康的得意门生。
史良的人生理想，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妇女与底层民众的人生权力，但是，由于上海法科大学是私立大学，拿不到律师证书，被分配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她的上司是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的重要官吏，生性倔强正直的史良非常憎恶他，两人处处对立，不久史良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史良目睹了一些慷慨就义、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也看到了旧中国监狱对待犯人的非人道罪行和当局的种种黑暗，两个月以后，她的父亲通过董康请蔡元培出面，才把她营救出来。
1930年，史良到青岛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任训政科主任，半年以后回到上海。同年上海法科大学改名上海法学院并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史良也已领到了律师证明。1931年开业任律师，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还加入了党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人道互济总会”，任该会律师，任期内办理多起营救邓中夏、任白戈、熊瑾玎、方知达等案件。
此外，史良还办理了不少的妇女案件，其中比较多的是婚姻案件。在办理妇女案件的过程中，她了解了当时中国妇女所承受的压迫。这些亲眼所见的一桩桩实例正成为了她日后工作中的宝贵资料，促使她进一步认识到一个社会只有妇女解放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解放的道理。
作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领袖“七君子”之一的史良，被营救出狱后，又先后参与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中国司法部等机构创办的全过程，是新中国司法部的首任部长。
在主政司法部期间，史良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有奠定基础之功，其最为广大妇女们所铭记的功绩之一，就是参与制定了新的《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数千年封建婚姻制度，包办强迫和男尊女卑第一次在法理上被推翻，妇女、儿童、老人的权益以及婚姻的自由纯洁有了一定保障。
史良严于律己，自奉甚俭，解放后，她将自己在1948年承办一件大遗产案获得的上海十余幢房屋报酬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享年85岁，生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史良的一生是他人无法复制的：从早年学生运动领袖、著名大律师，到抗日救国、反对内战、与党合作，到担任新中国高级领导人，为人民共和国辛勤工作，走过了辉煌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