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育物之资，博考洽闻之助”——清代宫廷的《鸟谱》
《鸟谱》又称《仿蒋廷锡鸟谱》，共十二册，其第一至四册随清宫的大批珍贵文物，被蒋介石国民政府运至台湾，目前，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五至十二册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该《鸟谱》每册的画幅尺寸及装裱形制均相同，即纵四十一点九厘米，横四十三点九厘米，为左右对开式。右页绘工笔重彩花鸟画一帧，涉及鸣禽、攀禽、陆禽、猛禽、涉禽和游禽等六个生态类型的鸟，数十个品种；左页以汉、满两种文字书写其名称、形态特征、产地、习性等，并抄录《尔雅释鸟》《诗疏》《禽经》等典籍中的相关著录。每册画幅前后，均添有纸质的空白副页和一厘米厚的楠木夹板，以防画心硌伤、受潮。为了便于保管和取用，在楠木夹板上均阴刻图名“鸟谱”及该册序号。
该《鸟谱》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除介绍了《鸟谱》的概况：“绢本，十二冊，毎冊三十幅。末册三十二幅，纵一尺二寸五分，横一尺三寸。设色画鸟属三百六十一种，右图左说兼清汉书”外，还详细登录了每一图册所绘的鸟名，以及乾隆朝重臣傅恒、刘统勋、兆惠、阿里衮、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等人所撰写的题跋，跋曰：“右《鸟谱》十二册，为图三百有六十。内府旧藏故大学士蒋廷锡设色本，乾隆庚午春敕画院供奉余省、张为邦摹绘。并命臣等以国书译图说，系于各帧之左。迄辛巳冬竣事，装潢上呈乙览。”由此可知，这套本无作者签名和年款的《鸟谱》，是从“乾隆庚午春”即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春季开始绘制的，直至乾隆“辛巳”即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完成。还可知，这套《鸟谱》是根据内府旧藏蒋廷锡的图本所摹，其摹绘者是乾隆朝画院供奉余省和张为邦。
《鸟谱》的绘制
这套《鸟谱》始绘于乾隆十五年，此时清王朝在乾隆皇帝多年的励精图治下，正步入兴盛期。关于《鸟谱》的绘制，据《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清档》）记可知，在余省、张为邦绘制之前，宫中藏有多种鸟谱。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清档流水档》记：七月初六日，“怡亲王交《飞禽谱》十二册。王谕：着表（裱）册页。遵此”。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清档流水档》记：四月初三日，“副总管太监苏培盛将造办处收贮《鸟谱》册页一本呈览奉。上问共有几本？随奏称共有十二本。上谕：着将此册页交出，着慈宁宫画画人内平常手艺人照样画一分。其册页上字着翰林戴瀚写，不要草字，写行书字。钦此”。通过翻查《清档》发现在乾隆初年，还有谕令给旧《鸟谱》添加对题之事。此外，《清档如意馆》记余穉也曾摹过一套《鸟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鸟谱》一册，传旨着余穉照《鸟谱》数目尺寸，用绢画《鸟谱》十二册。钦此。”
事实上，余省也曾单独绘过一套《鸟谱》，此套《鸟谱》为《石渠宝笈》初编所著录：“余省画《鸟谱》十二册（上等黄一），素绢本，着色画，每册三十幅，每册末幅款云：”臣余省恭画”，下有“臣”、“余省恭画”连印。每幅左方，王图炳楷书谱文，每册末幅款云：“臣王图炳奉勅敬书”。幅高一尺二寸五分，广一尺三寸。”嘉庆朝翰林院侍讲学士、《石渠宝笈》三编的编纂者之一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记，余省的这套《鸟谱》应该绘于他与张为邦合作的《鸟谱》之前，言：“续编有省与张为邦合摹蒋廷锡《鸟谱》，是册殆省先专画，后又与为邦合摹也。”（《国朝院画录》，道光二十三年崇雅堂集本）
《鸟谱》的作者
此套《鸟谱》的原作者蒋廷锡（一六六九－一七三二），是康、雍朝重要的词臣画家，字南沙，号扬孙，江苏常熟人。康熙朝进士，官至大学士。他工绘花鸟，并在与宫内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掌握了一定的西洋画技法，故其花鸟画既宗法恽寿平的没骨花鸟，讲求设色施墨，不见笔痕线迹。又参用西洋画法，注重物体的明暗、透视及写实的视觉效果。蒋廷锡曾经不断地向朝廷献上署有其名款(其中有他人代笔)的画作，仅被《石渠宝笈》著录的就有数十件（套），其中以图谱的形式敬献的大型画册，除《鸟谱》外，还有《鹁鸽谱》和《百种牡丹谱》等。蒋廷锡的《鸟谱》深得皇室尤其是乾隆皇帝喜爱，命将它藏入紫禁城东六宫区内的御书房内，以便随时观览。
《鸟谱》的临摹者张为邦、余省是乾隆朝如意馆的职业画家。张为邦，一作维邦，其生卒年不详，江苏广陵（今扬州）人。其父张震是康熙年间的宫廷画家。张为邦受家学的影响，亦工于绘画，尤擅画人物、楼观、花卉等。在张震的引荐下进到宫中，成为一名职业画家。其入宫的具体时间，目前没有明确的资料。通过检索《清档》可知，张为邦至迟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已在宫中任职了。张为邦曾受乾隆皇帝旨意随郎世宁学习油画，是中国最早的油画家之一。中西画法兼备，又妙于工细写实，这应该是乾隆皇帝决定任用张为邦来画《鸟谱》的重要原因。
张为邦是何时离开宫廷的，没有明确的记载，应该是在《鸟谱》绘制完成后的当年，即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这一年张为邦还和郎世宁合作绘制了崇庆皇太后的“御容”，此后便不再有他在宫廷中继续承旨绘画的记载了。张为邦之子张廷彦（约活动于一七二五－一七七一）在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张为邦的荐举下，亦以擅绘人物、山水及界画而入宫供职。
余省（一六九二－约一七六七），字曾三，号鲁亭，江苏常熟人。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四十六岁的余省被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海望力荐入宫，从此在咸安宫画画处供职。余省入宫伊始就颇受乾隆皇帝赏识，这从他初入宫时“每月赏给钱粮八两”的高额酬薪上可见一斑，当时从雍正朝就在宫中任职的老画家陈枚、孙祜等人的钱粮也不过十一两。初入宫的画家象方琮、金廷标等人一般“每月给钱粮银三两、工食银(公费银)三两”，见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六月《清档杂录》记：“新来南匠金廷标（同）方琮一样，每月给钱粮银三两、公费银三两”。
乾隆皇帝对余省的赏识还体现在画家的等级划分上。乾隆六年（一七四一），乾隆皇帝依照其个人的审美喜好，给在宫中任职的十五位画家划分了三个等级。余省入宫的时间虽然比张为邦晚，但是，他的画艺更被乾隆皇帝所欣赏，因此被列为一等画家，张为邦列为二等画家。乾隆皇帝对余省画艺的赏识还体现在对其画作的重视上，如常谕令将余省的作品列为“头等”来收藏，《清档裱作》记：“太监高玉等交余省《茶竹雀兔》手卷绢画一张，传旨：着表（裱）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配囊，入乾清宫头等。钦此。”又记：“太监高玉等交俞（余）省绢画《鱼》手卷一卷，传旨：着裱九寸高手卷，入乾清宫头等。钦此。”再记：“太监高玉交余省《四季梅花》手卷一卷，传旨：着裱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刻字，入乾清宫头等。钦此。”等等。
而且，乾隆皇帝对余省的赏识还见于题画诗中，如题余省《花雉图》轴，言：“法常写生擅流辈，草草但取无人态。徐黄胶粉复太工，院本习气刻楮同。余省权衡得其中，理趣神解参无穷。”（《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乾隆皇帝认为南宋著名画僧法常以及五代“野逸派”的徐熙和“富贵派”的黄筌，他们的画作各有得失，唯余省才达到了“理趣神解参无穷”的至高境界。乾隆皇帝出于对余省画作的高度赏识和信任，还曾谕令余省替其画作染色，《清档如意馆》记：“太监胡世杰交御笔画一轴，传旨着余省烘染颜色，钦此。(本日烘染完，交讫)”。此举，对于地位低下的职业画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荣耀。
《鸟谱》的内容
《鸟谱》在内容安排上，有意将同类鸟绘于同一本图册中，以便于对某一类鸟的全面把握。但是由于每册开数固定，而每类禽鸟的数目不同，于是出现了将几类鸟合并同一册，或者是以某一类鸟为主，再附加上其他鸟类的组合。如第五册以啄木鸟为主，在绘有白头、黑头、花翎等啄木鸟之外，附加有石燕、越燕、紫燕、贴树皮、王冈哥、火纹斑、刺毛鹰、戴胜、吐绶鸡、白鹇等其他类的鸟。又如第六册以各种鸡为主，除绘有丹雄鸡、黑雌鸡、翻毛鸡、莱鸡、越鸡、秦和鸡、广东鸡、洋鸡、金钱鸡、山花鸡等之外，又附加有麻雀、半翅等。第十二册是《鸟谱》最后一册，因此所绘鸟的种类略杂，应该是对各册遗漏鸟的补充，里边除绘有鹰，还绘有雀。同时，绘有红交嘴、黄交嘴、花交嘴，以及国公鸟、信鸟、提壶鸟、额摩鸟等近十个品种。
乾隆皇帝谕令余省、张为邦共同摹绘的这套蒋廷锡《鸟谱》，实际上并不是对蒋氏画作的简单临摹，而是从表现对象到文字内容都作了增减修正。
目前，蒋廷锡的《鸟谱》下落不明，仅见载于《石渠宝笈》的著录：“素绢本，著色画，每册凡三十幅。左方别幅书谱文。每册末幅款云‘臣蒋廷锡恭画’。下有‘臣廷锡’‘朝朝染翰’二印。共计三百六十幅。”
余省、张为邦《鸟谱》的数量除后来补绘的额摩鸟外，亦是三百六十幅，与蒋氏的相同。但是，通过翻检《清档》发现，余省、张为邦在对蒋氏《鸟谱》仿制的过程中，不断按旨意增加进了新的内容，如乾隆十五年四月《清档画院处》记：“大学士忠勇公傅交苇鸟一个，传旨着照样画下，入《鸟谱》，钦此”、同年六月记：“二十六日笔帖式持来忠勇公傅（恒）交黑花鸟四件、白鸟一件，传着画入《鸟谱》，记此”。又见《清档如意馆》记：“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奏事总管王常贵交来《鸟谱》图样三十张，传旨着余省画得时聚在蒋廷锡画《鸟谱》后，钦此。”有增必有减，由此可推断，余省、张为邦对蒋氏的原作进行了删减，从而保持了画作“三百六十幅”总数不变。至于增和减的具体名目，由于蒋氏《鸟谱》的遗失而无法比对。同样无法进行比对的还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等人在文字内容上的修订，他们对鸟名、产地、习性等重新做了核实。正如在尾跋中言：“复详勘厘正，并识其始末。”
《鸟谱》的创作及题跋
画“谱”最先是中国古代绘画的著录形式。北宋宣和（一一一九－一一二五）年间之《宣和画谱》，是画“谱”一词之肇端。该书所录画家及其作品皆凭借文字记载而没有借助图像。直至南宋宋伯仁之《梅花喜神谱》，画谱成为一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构成了此后画谱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由于编辑主旨、选材对象的不同，又衍生出多样的类型：既有作为传习样本的技法汇编，也有某一画家群体的作品合集；既有某种特定题材的集中展示，也有反映自然万象的博物图录等，此套《鸟谱》则是属于集中展示某种特定题材的画谱。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五月《清档如意馆》记：“初二日，员外郎郎正培等奉旨：《鸟谱》下函四册著张为邦用白绢画。钦此。”由此而知，张为邦独自绘制了《鸟谱》的后四册，而他是否也参与了前八册的绘制则不得而知。由于此套《鸟谱》是对蒋氏《鸟谱》的临摹，因此，余省和张为邦在绘制的过程中都要遵从蒋氏画风，因此虽然出自两位画家之手，却得以画风统一，如出一辙。
余省和张为邦都是以工笔重彩技法、连绵而富有弹性的线条塑造鸟禽形貌，又以短细的笔触，刻画鸟禽背部坚密光滑、腹部蓬松柔软的毛羽质感。为了增强真实性和立体感，又吸收了西洋绘画的光影技法，以深浅不同的色调，表现羽毛或厚重或轻薄的视觉效果，以高光渲染出鸟儿明亮的眼睛。作为衬景的花草、树木，以清代花鸟画坛最为盛行的恽寿平“没骨法”表现，它们巧妙得体的穿插、陪衬，为画面增添了生态空间的真实感。
与一般的画作不同，余省与张为邦合摹的《鸟谱》绘成后，是先交与军机处，待军机处大臣们对每张图进行考证后，再由他们分批交与裱作装裱成册。据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六月《清档如意馆》记：“十三日军机处交来绢画《鸟谱》九十幅，绢字图说九十幅，传旨着交如意馆表（裱）册页。钦此。”又记：“（八月）十四日军机处交来绢画《鸟谱》二百一十张、绢字图说二百一十张，传旨着将《鸟谱》裱册页七册。”乾隆皇帝谕令傅恒、刘统勋、兆惠、阿桂等这些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军机大臣们来为余、张《鸟谱》写对题，显然，该《鸟谱》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蒋氏《鸟谱》的复制，它除了具有观赏性外，可能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起码它可作为供乾隆皇帝及皇室了解各地区鸟类的物种、名称、生理特征、栖息环境、迁徙、繁殖习性、育雏行为等的一种博物图志，即如傅恒等人尾跋所言：“洵足为对时育物之资，博考洽闻之助矣。”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即《鸟谱》绘成后的第二年，尚书阿桂献上了一只从伊犁捕获的罕见大鸟，当时乾隆皇帝便依据《鸟谱》中与之相近的鸟而给它定的名。（见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乾隆皇帝敕命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兆惠等八人对每一帧上的鸟禽加以详细注释，释文不仅要用通行的汉文，还要用被视为“国语”的满文。同时，释文不能照抄蒋廷锡《鸟谱》原有的内容，而是要重新对鸟名、产地、习性等进行核实。可以说，经过傅恒等人的翔实考证，余省、张为邦《鸟谱》与蒋廷锡之作相比，更具有科学价值。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由军机处负责完成并由军机大臣写对题，同时又采用最高级别的书写样式（即满汉文对照的形式标注）的谱类画材，不光有《鸟谱》，还有表现各类兽种的《兽谱》和各地区不同民族人物形象的《职方会览图》。正是由于摹本的《鸟谱》不同于一般画谱，在它绘制完成后，乾隆皇帝并没有将它与蒋廷锡原作同置于御书房内，而是存于紫禁城内的另一处重要居所——重华宫。这套《鸟谱》作为中国古代开页最多的工笔重彩花鸟画册，展现了清代宫廷绘画的审美、技法与表现特色；傅恒等军机大臣以对题形式所作的严谨考证，则体现出清代朴素生物学的观察、思维与表达特征。因此，无论是从宫廷绘画史，还是从古代科技史来判断，余、张《鸟谱》的意义都不可低估。（李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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