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山西陈某于包头开设“公义店”，是为包头最早的皮毛店，不久又有山西河曲人开设“中义西”皮庄，至1875年包头已有皮毛店15家、皮庄16家。1880年“公义店”宣布歇业，一分为“明远堂”“天源店”“恒义德”三家皮毛店，又以“明远堂”实力最强，1893年年末“明远堂”召开结账大会，发现三年以来生意兴旺，账目却仅仅略有盈余，股东、掌柜及店伙们都流露不满的神色，仅一个月即宣告歇业，其中最得力的伙计牛邦良、邱才山、郭堆玉与李学庆正式出师，四人凝心聚力开创“广恒西”，然而最初拼凑起的微薄本钱甚至都不够租赁店铺，不过上天终不负苦心人，这四个伙计立志要开创一番事业。
包头旧貌
从此不论晨昏，包头市面上总能见到四个人的身影，不管是南海子水路码头的客商，还是包头陆路入城的商贩，总能见到他们上前招揽生意，靠着嘴巴甜、腿脚勤，且了解行情、熟悉市场、善于揣度人心，一来二去成为包头知名的“牙纪”，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经纪人”，他们为买方与卖方牵线搭桥，促成交易后即按约从中提取佣金，如此奔波至头一年，便获得纯利润白银830两。
伙计
这一利好消息瞬间传遍包头，人们无不称赞这四个旧日“伙计”的勤奋精明，也引来山西大财主的青睐，忻县的大财东邢保恒、张英士、丁锡珍等欲以强大资金实力助四人于商海沉浮，于是摆下酒宴宴请四人，决定出资白银5850两，强强联手将“广恒西”做强。双方一拍即合，几位财东商议以牛邦良为经理、邱才山为副理经营牲畜、皮毛业务，牛邦良力荐年长的邱才山担任经理，由自己出任副理辅助之，诸人听罢一团和气遂点头应允，至年初便大张旗鼓正式开业，雇有店伙30余人。经过3年苦心经营，1896年商号开始首个结账期，经过几个时辰的计算复核，“广恒西”三年经营的纯利达五万两白银！
白银
顷刻间店内一片欢腾，大喜过望的财东们深谋远虑，决定此次不按股分红，而应该攒足资本扩大经营，于是把本金与红利全部留存“广恒西”。如此邱才山、牛邦良等人得以大展拳脚，在诸人合力经营之下，“广恒西”店铺交通各处前来交易的商户，宁夏、肃州、凉州、阿拉善、外蒙古等地130余家商号输出的皮毛、牲畜，都与商号建立紧密的联系，业务也扩展到绒毛、牲畜及药材领域，甚至为便于接应远道客商，独资办起了客店、货栈、饭馆、碾房、油坊、缝纫铺等等，随着产业链不断延伸，四方有才之士也前来投奔，生意越做越大、资金实力亦愈强，遂开设广恒源钱庄用于周转资金。
钱庄库银
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时局紊乱，包头商业也先后受到挫折。1916年“广恒西”商号失火，库房物品及客商寄存货物多被烧毁，牛邦良以“宝店不漏针“为座右铭，责令依照薄册逐宗详查，一律照价赔偿。事后商号美誉远扬，客商争相与之接洽交易，获得的利益竟直逾万，至1918年商号资金已逾50万两白银。当时地理学家张相文游历老包头称：“城内有商店凡三百余家，洋行亦多行栈，以收买蒙地皮毛，邮电银行机关完备。”
张相文
据载1922年西北地区、内蒙西部及外蒙集散于包头的皮毛、药材、粮食、白麻、盐碱、水烟等土特产货物，总数约5000万斤，其中羊毛2100万斤、羊绒430万斤、驼毛800万斤，羊皮、旱獭皮、灰鼠皮等各类皮张244600张。1923年平绥铁路修至包头，把包头与天津连接起来，西北地区的皮毛、畜产、药材等土特产品翻倍涌入包头，然后转运到天津行销欧美各国。
皮草
当时包头这个偌大的商业城市仅是萨拉齐厅下辖的一镇，当地官员、驻兵皆感力有不逮，由于包头商号实力强劲，商人们便自发组织“包镇公行”，一则花钱供养贪腐无用的官员，使其尽可能的少制造麻烦，二则一把将征税催粮、修缮设施、赈灾扶困、排解纠纷、治安巡逻甚至管理监狱等政务包揽过来，如此由商人实施自治管理“包头”，“广恒西”的经理牛邦良便出任过行首、会长，处理商业、行政一干大小事务，民众发生纠纷亦径直赴商号公断。
清代官员
尽管如此，不甘寂寞的地方军阀、行政长官为谋私利，往往以横暴手段敲诈勒索商号，使商民众人苦不堪言。1926年包头正式改置为县，新任县长欲收回包头商会权力，于是使行首、会长担任诸如“县参议”的虚职，将权力从商人手中夺走，民众的自治也化为乌有，自此包头商业的繁荣成为陈年旧事。
士兵
更为恶劣的是接踵而至，凶神恶煞的军阀杀来，“基督将军”冯玉祥逗留包头一年多，向包头商会强行摊派军队的粮秣薪饷，临行前又强借480万元巨款，导致包头商号直接钱货损失3000多万元。众多商号经次耗蠹一蹶不振，当时邱才山、郭堆玉已先病殁，担任包头商会会长的牛邦良分身乏术，遂推举李学庆代表办公，由于商会无力支应大额借款，冯玉祥国民军派出大刀队索款，士兵的呵斥恐吓与羞辱之下，李学庆苦苦支撑三天一命呜呼，只剩牛邦良一人苦苦支撑。
冯玉祥
心力交瘁牛邦良勤苦多年，于1930年退居养老，交由董世昌接任经理，经过数年经营日渐起色，至1933年“东陵大盗”孙殿英受蒋介石调唆赴青海屯垦，途经包头驻军裹足不前，强令包头商会会长董世昌提前收缴1934年的各项税款，并强征汽车、驼队与人夫随军，孙殿英的大军过后，包头一片萧条。
孙殿英
数年后“广恒西”事业复起，残忍的侵华日军又肆意践踏着包头，1937年10月17日包头沦陷，日本人实行严苛的管制与掠夺，“广恒西”的大量货物被低价强购，不少店铺也被强行吞并，西北商路从此阻断，曾经的“水旱码头”只剩下一副躯壳。1939年傅作义部向包头日军出击，战后日军进行大规模搜捕行动，包头商会会长董世昌、副会长郗相国身陷囹圄，不久便被杀害于张家口东山坡刑场，亡国之民命如草芥，令人不胜唏嘘。
日本士兵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广恒西”经理覃锡树发快信给西北供货商和华北收购商，预备大力恢复包头商业，西北与华北的商人们做出了积极回应，1946年“广恒西”经手交易的皮毛远超过抗战前的数量。可是随着国共双方开战，包头商业再次陷入困境，解放后“广恒西”复业，1956年在公私合营中改称“新华毛织厂”。
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