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夜，一个动起来了，一个动不起来
从济南战役结束到淮海战役发起这当间的个把月里，国共双方都在设计和作出有关动作。
在收到粟裕提出“淮海战役”初步设想的后，在河南宝丰县大张庄的中原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李达（邓小平在西柏坡参加中央9月会议后正在返程途中）立即就进行了研究（据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的李达将军回忆：“差不多研究了一整天”），并于次日上午致电军委与华野首长，对粟裕“淮海战役”设想表示赞同，并建议：华野在鲁西南的两个纵队进出于徐州以西及西北之“丰、沛、萧、砀”，以“蹑邱兵团之后”。
这个建议后来都体现在了华野关于淮海战役部署中并且在各方讨论中不断得以完善。
（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
刘、陈、李还建议：中野兵分两路，对有可能增援徐州的华中“剿总”之敌进行牵制行动，且准备“敌转向东北则我向东向北机动”，以“配合东战场”（即粟案预设的淮海战役战场），而这个设计后来也在各方讨论中得以进一步提升和演变，而且最终使战略意义上的“配合行动”变成了战役格局上的“联合作战”。[2]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华野在山东曲阜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对济南战役进行总结，同时开展“整风”以“调控内部关系”。会议结束后的10月9日，粟裕还主持召开了部署淮海战役的作战会议，会议预订的战役发起时间为10月25日（后因冬装发放不及推迟为10月28日，后来军委在10月14日申时电中确定为为11月5日[3]）。
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饶、粟、谭并告中原局，对淮海战役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再次作出调整，其要点为：
一、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此，应以6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所属3个整编师（军），以8至10个纵队，阻击由徐州东援之邱清泉、李弥兵团。
二、战役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该地区因敌可能的海运增援可能增至3个整编师（军）），并占领各城，而以其余兵力（主力）箝制邱李两兵团。
三、战役第三阶段，可设想两淮方面因烟台之敌的增援可能增至两个整编师（军），亦须准备以5个纵队左右的兵力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箝制。[4]
同日，毛泽东还致电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已返回中野），给中原野战军的任务也加了一码，要求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前，“攻击徐郑线”（即陇海路徐州-郑州段），牵制已奉蒋介石之令将东进徐州的孙元良兵团，以防止孙兵团“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5]
此时，毛泽东对战役完成后的“前景展望”是：“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如此，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而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加入中原战场，与刘邓配合作战，“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城及大别山各城”，“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6]
华野、中野两军首长对军委的决策反应都非常积极，华野首长在收到军委11日电之前（12日亥时才收到军委该电）的12日子时已向军委上报了华野作战会议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在接到军委电报后，除建议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打先两淮外（军委的原意是先打海、连后打两淮），对军委部署表示拥护[7]；刘陈邓则于12日复电军委：“攻歼郑州之敌，预定十八日开始战斗”[8]（为了与华野主力“歼黄作战”发起时间同步，后来确定的攻郑时间为10月22日[9]）
总攻前准备要包饺子
一星期后的10月19日，在统帅部与华野首长根据淮海战役发起部署协调好攻郑时间后，陈毅、邓小平即启程前往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准备指挥中野一、三、四、九纵队发起攻郑作战并准备打援，而刘伯承、李达则留在中原军区，指挥二、六纵队和中原军区部队，吸引、牵制并抑留有可能北援徐州或郑徐线的华中“剿总”的张淦、黄维两兵团。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预感到了“大战在即”，也想有所动作。
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打乱了国民党军南线防御体系。而国民党军统帅部和智囊团对于华东野战军战后的动向，也有着种种揣测和推断。归纳起来，这些“揣测和推断”大致为以下三种：
⑴北上平津，协同华北共军解决华北“剿总”；
⑵西攻郑州，汇合中原共军，掠取宛洛，进逼武汉；
⑶南下徐蚌，在陇海路以南发起攻势作战，威胁南京。[10]
这其中任何一种可能对国民党军而言都是不妙的！而最让他们担忧的，还是华东野战军汇合中原野战军，夺取徐州，威胁南京。所以在9月25日——就是粟裕提出淮海战役初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并确定了战役目标为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一天，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在南京官邸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济南失陷后如何对付“华东共军南下，中原共军东进”。
会上，作战厅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积极进攻案：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两个兵团向鲁西出击，求歼华东共军一、二个纵队，或从徐州转运两个整编师（军）于郑州，会同郑州孙元良兵团，配合华中“剿总”部队，向中原共军发起攻势作战，“如能求得决战，则尚可扭转大局。”
二、消极案：即徐州以主力监视共军，一部穷追猛打以肃清淮安以北、运河以东地区及津浦路徐州以南地区共军。
作战厅的意见是取第一案中的那个“或”——集中兵力求歼中原共军。
他们认为，这是最有利的，成功可能也最大。[11]
而蒋介石却认为，这事儿好，却办不了。
能干掉中原共军当然好！可真要能干掉中原共军，年前人家孤军深入大别山的时候就该“干掉”了！一年前的4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的施政报告”中就是这么着夸的海口：“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绝对有把握消灭黄河以南的匪军所有的兵力，决不让他们有整师或整旅的存在”。可后来哩？岂止六个月，一年多都过去了，人家不光“整师整旅”继续存在着，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存在着！真就是应了白崇禧白长官那句名言：“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
图为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
10月7日——也就是华野召开作战会议部署“淮海战役”的前两天，杜聿明也在徐州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向山东进攻”的部署，并拟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而华中“剿总”的白崇禧这个“小诸葛”对杜聿明这个计划也很支持：杜聿明部署“进攻山东计划”后的10月10日，他也给华中“剿总”所属的黄维、张淦两兵团赋予了以“豫西共区”的泌阳、唐河为目标的“两期任务”，以“牵制”中原共军主力，配合徐州“剿总”对鲁西南的进攻（孙元良兵团已被杜聿明调往徐州方面准备参加实施“山东进攻计划”，故白只动用了黄维、张淦两兵团）。[16]
《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
这事儿很有点意思，中原共军和华中国军都想到了一起——两边都想“牵制”对方。
然而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客观而言，其实真正被“牵制”的还是白长官：白长官这么积极正中人民解放军统帅部的下怀！如前所述，彼时彼刻，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当时还没有国民党军最为担忧的“中野主力东进”的设想，“淮海战役”也还没有向“决战”演变的意图。而人民解放军还未“牵制”，黄、张两兵团就主动向豫西进击，这对于华东野战军主力准备歼击黄百韬兵团，进而在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当然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杜聿明将军后来当了共产党治下的“政协委员”，他在撰写“文史资料”时声称：当时他“还未意识到蒋介石统治集团所代表的阶级已经腐朽透顶，经济基础即将崩溃，还是十分自高自大，认为别人不行，自己还行，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17]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杜聿明进了“共军战犯管理所”被“洗脑”后的客套话：白长官的“两期任务”中了共军下怀，而杜长官的“山东的进攻”真要付施实施，没准儿中的就是国军的下怀吧？共军的那个“淮海战役”是不是能打成都难说吧？——后来有人在一些文字中不同程度地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然而只要把当时人民解放军统帅部与各方磋商往来的电报认真仔细地研判一番，恐怕就不能不认同多年后被“洗脑”的杜将军的看法了：就在杜聿明拟定上述计划后的10月14日，毛泽东等军委首长即已通过“沪宁谍息”等情报并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分析研判，“大体判明，敌邱孙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这种进攻之目的，是根据国防部判断我军攻济损失甚大，现正掩护整补，而将来进攻主要方向是经鲁西南出徐蚌段，故先以重兵向鲁西南动作，究竟是否如此，不久即可判明。假如邱孙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18]
看见没有，还是“正中共军下怀”！还是改变不了徐州方面国民党军后来的结局！杜长官倘以徐州邱、李等兵团向鲁西南出击，那将省去毛、刘、陈、邓、粟等为如何牵制他们而保障华野主力歼击黄百韬兵团多少殚精竭虑？毛泽东在作出这个“大体判明”时，心中不定是在怎么“窃喜”哩！果如此，华野主力一旦南下新安镇包围了黄百韬兵团，邱、李兵团却被隔在微山湖以西，要回援还得绕个“之”字先回徐州再向东出击，等赶到新安，也就只剩下给黄百韬收尸的活计了！
而对华东野战军来说，那个让许多幸存老者多年后一提起就感叹“惨烈无比”的“徐东阻击战”，大概也会轻松愉快许多。而对人民解放军统帅部来说更为理想的局面是：作为“进攻山东计划”中辅助攻击的一翼黄百韬兵团行动积极，能够与邱、孙两兵团同时出发，离开新安沿津浦路北进，直接就朝“共军”成堆儿的地方钻！果如此，那华东野战军连南下的动作都可以节省了，直接就可以裹黄兵团的饺子馅儿，而与之隔着一条微山湖的邱、孙两兵团却只能瞪眼跺脚干着急，却使不上劲儿！
《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
呵呵，这跟杜将军那个“共军被阻于微山湖以东”，可是恰恰相反哟！
然而杜将军的这个很有进取心却很可能是给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帮大忙的计划，还没等到付诸实施，就流产了。
流产的原因是这会儿东北“林总”要打进锦州了，顾此失彼的蒋介石掂量了掂量，还是认为“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于是在10月15日飞赴东北的时候在徐州作了十多分钟的停留，临时抱佛脚抓了正欲赶往商邱去指挥“进攻山东”的杜长官的差，要他跟自己一起去东北收拾残局——因为杜长官在战争初期在东北干过，一度还把小师弟“林总”打得很难受，而且既熟悉情况，又很听“校长”的招呼。[19]
杜聿明一走，本来就对杜案疑虑重重的刘峙马上就没了章法：“光亭走了，如何是好？”
于是这个雄心勃勃的“进攻山东计划”立刻短命夭折，而为“进攻山东”向徐州附近集结兵力的举措又歪打正着，使中原野战军的攻郑作战变得相对轻松愉快：10月上旬，原驻守郑州的第16兵团孙元良部奉命沿陇海路向民权、柳河集结，留下的守军是第12绥靖区的第40军第106师和第99军的第268师，结果让陈毅、邓小平逮了个大便宜，10月20日攻城部队刚一接近城郊，22日守军便弃城北逃，郑州易主，黄河铁桥完好无损，北逃的守军也于23日被中野九纵和前来配合的华北军区部队聚歼：歼敌11000余人，自身伤亡仅345人[20]——“陈邓”原来的预计是：“五至七天攻克郑州”[21]，而毛泽东在10月15日酉时致华野饶粟谭电中的估计是：“因敌准备放弃郑州，苦无口实，你们一到即可能逃跑”[22]。
毛泽东的估计是根据已掌握的“沪宁谍息”等相关信息作出的，当然也有相当的准确性[23]：因杜聿明的“进攻山东计划”的提调，孙元良兵团10月6日即已从郑州东撤至商邱附近，准备与邱清泉兵团一起向鲁西南进攻，郑州已经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中野主力取郑前后国民党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郑州之敌被歼后第二天国民党军统帅部“郑州守军撤回黄河以北准备打游击”的命令也下达了[24]），孙元良不会去管也管不着了。
10月24日，驻守开封的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也弃城东逸。
至此，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上的郑州、开封、洛阳三大名城均为人民解放军所掌控。
——毛泽东的淮海战役战后的“前景展望”，在战役打响前，就大体得以实现。
毛泽东的“战后展望”在战前的提前实现，对后来战局的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有利的重要影响！而这一切都与杜聿明将军和蒋介石的那个“进攻山东计划”，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因果关系。杜聿明将军在世时虽然不一定能读到当年毛泽东对他那个“进攻山东计划”的评判，但从杜将军后来写出的那番相信是出自由衷的“客套话”中，我们也不难解读出这样一种“题外之义”：杜将军不愧是一“知耻后勇”的真正军人，有眼光，也有气度。
然而笔者也提请各位注意，这里所言的“对后来战局发展产生了极为有利的重要影响”，是从战略角度着眼，以后来形成的“战略决战”为参照的：徐州“剿总”主力猬集徐州附近，为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造成“孤立徐州”从而形成决战的态势，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有“利”的一面，就有“弊”的一面。
如果仅以华野主力攻歼黄百韬兵团的原有战役目标为参照来作考量，就有“弊”的一面：郑州已克，孙兵团、四绥区俱向徐州靠拢，徐州附近敌军兵力增厚而且相对集中，也不会再因“进攻山东计划”的提调而另作他用，毛泽东原拟以中野主力攻郑作战来配合华野歼黄作战的设计，也不再具有“牵制孙兵团东援”的作用——当然也就失去了原来设计的意义。
而华野歼黄计划如果不能顺利完成，后来那个“决战”也就无从谈起。
对此，毛泽东早有预见，陈邓率中野主力攻克郑州的当天，他又提出了另一个设想。
正是因为这个设想，淮海战役的战役目标再一次得以提升，中野、华野两大主力进入了同一个战场，形成了战役上联合作战的格局——这也是国民党军方面最为担忧而且遏力阻止的格局，也造成了“决战”的重要条件，从而最终促成了后来战局向“决战”的演变。
虽然这个设想仍然还是以“牵制徐州之敌配合华野主力攻歼黄百韬兵团”为出发点的。
“一个好汉三个帮”与“一个大佬没人帮”
中野主力攻取郑州后，就连傻瓜都能看出徐州地区有大仗要打了。
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粟谭则令九、广两纵现在立即开动，直出金、鱼、成、单与陈邓协力作战。九、广两纵是否已出动，何时可到金、鱼、成、单地区，望粟谭即告。[25]
这就是毛泽东，下一步棋总是看三步——这个设想实在是太重要了！其意义非同小可。
关于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的意义，毛泽东在同日13时致华野饶粟谭的电报中是这样解释的：
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三、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可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在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假如二十三日开始之郑州作战，能在数日内达成任务，休整数日，本月底或下月初东进，以十天左右时间到达宿、蚌附近，休息数日，举行徐蚌作战，此时正是我华野打得激烈的时候，势必吸引邱李很大一部分力量回援，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盘考虑电复。[26]
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孤立徐州之敌”的设想，而这个设想与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毛泽东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
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将在同一个战场作战，两军战略上“协同配合”，将变作战役上的“联合作战”！如此，两军相互协调同步和统一指挥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所以，毛泽东才在这封致饶粟谭并中原局的电报中，向各方预作招呼：“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盘考虑电复”——毛泽东还还在该电中告知华野方面：“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均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而陈邓对最高统帅这个设想的反应也非常积极，当天亥时即电复军委：中野主力在攻占开封后，或出商邱，或直出徐蚌线，以“配合华野作战”。[27]
10月23日5时，毛泽东再电陈邓并饶粟谭，明确了中野主力东进后的任务：“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并要饶粟谭“即令三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准于月底进至商、砀以北，并受陈邓指挥”。[28]
同日，华野司令部向各部下达《淮海战役预备命令》[29]。
10月24日午时，陈邓致电军委，根据“东线打响后”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提出了中野主力配合华野作战的三个方案，而其中之一就是与华野进入鲁西南的三、广两纵配合，“抓住孙元良而歼击之”。[]
这段日子毛泽东大脑活动肯定是非常紧张频繁，既要为东北正在进行的决战殚精竭虑，也在为如何调动各种力量保障华野主力歼黄作战顺利完成煞费苦心。就是对自己提出的“直出徐蚌线”，也是在心中反复掂量，盘算着利害得失——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粟裕对黄百韬的作战打得顺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野对徐州之敌的牵制作用。10月25日3时，在收到陈邓日前午时电后，他又提出了一个“中野主力渡淮南进”案供陈邓选择：
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以你们全军四个纵队十一个旅（只留九纵—个旅守郑州，秦基伟率九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你们则忽集忽分，机动对敌，准备在该区坚持两三个月。此着为敌人所不及料。敌为防我渡江，必从徐州附近分兵南压，亦有可能从白崇禧系统调兵向东。我华野则可能于两个月内，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取得大胜。如敌以重兵对付你们，则你们可用暂时分散作战的方法．将全军（十二个旅）分散配置于江、淮、巢、运之间躲过其压力，以待华野之南下。最后决定，可待你们到蒙城以后。如那时认为此策不便，则执行徐蚌作战方案。[30]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以后来那个演变而成的“决战”为参照的话，中野主力“渡淮南进”案也是相当厉害也相当诱人的一着棋：中野主力渡淮南进，相当于“剑指中宫”，直接威胁南京，属于“攻其所必救”！华中、徐州两“剿总”都必然会分出重兵前来“勤王”——而且很可能是如邱清泉兵团黄维兵团这样的精锐劲旅。如此，敌徐州、华中两大集团兵力必然大为削弱，也肯定会使徐州“剿总”在徐州安全和东援黄百韬之间左右为难首尾难顾，粟裕对黄百韬更可以放手大打——毛泽东在该电中对淮海战役的目标函数又作出了重大提升：“两个月内，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
然而，倘若陈邓当时就选择该案，那我们肯定就看不到后来的那个“淮海决战”了：中野主力对华野作战仍然还是“战略配合”，徐州、华中两大集团派出重兵在淮南与陈邓纠缠以解京畿之危，中野主力将疲于应对，黄百韬兵团被歼后徐州之敌可能放弃徐州倾巢南撤，华野主力也未必能捕捉到战机……
顾祝同临危受命（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陈邓于当日申时回应军委，态度十分明确，还是坚持“直出徐蚌线”，还是坚持“打孙元良”：
一、第一步集结地点建议改为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由郑州到达上述地区约十天（包括休息一天），明有开进，戌支可到达。
二、我们意见以力求歼击孙元良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来进攻。白崇禧已令黄维向西增援，该敌西进已来不及，只要机会好，能歼孙元良大部更为有利。
三、挺进淮南，非到万分必要以不采取为好，因为该地区狭小、滨湖，山地则缺粮缺水，大兵[团]很难机动，同时对部队情况亦不适合。现在鞋、袜、棉裤、帽子、绑带尚未补齐，财政上毫无准备及辎重不能携带。
四、如果于万分必须渡淮南进，则宜以一个纵队破击蚌埠、南京段，主力攻占定、合、六、寿、风、霍、颖诸县，背靠大别山，并打通淮南，保障后方供应线。总之实行此着，我们很难打到仗，而且可能有较大的消耗。[31]
后来有行家这样评价陈邓当年的这个抉择：富有远见卓识！
笔者认同这个评价，这是恰如其份的。虽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陈毅、邓小平，此间仍然还没有设想“决战”当然更不可能以后来那个“决战”为参照来考虑问题，但以最有效率最能发挥作用的积极行动来“配合华野作战”，却是他们上下同欲高度一致的共识。
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25日申电，以10天行程于11月4日集结永城、毫州、涡阳中间地区的部署[32]”。28日又电：“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33]。
然而毛泽东对“出淮南案”那个“剑指中宫”的作用似乎还是比较留恋和钟情，因而在28日那一电中又出了一个“折衷”的主意：“请考虑到达毫州、涡阳、永城中间地区休息数日后，第一步是否可以分路攻占毫、涡、蒙三城。估计三城占领，淮南即将震动，孙元良、邱清泉两部将被调动，而你们行动目的，是调动孙、邱，主要是调动邱清泉”[34]。
笔者再一次站在“事后臭皮匠”的角度客观而言，毛泽东这个“折衷”折得不怎么样。如此一分兵，淮南倒是有可能“震动”，但对徐州之敌的威胁不大，南京恐怕也“震动”不了，既难起到“出淮南案”那种“剑指中宫”的作用，也会减弱对徐州之敌的直接牵制作用，远不如中野主力全部“直出徐蚌线”所达成的效果来得直接了当！“两面俱到”的结果，有可能是两面俱不到！
由此也可以想见毛泽东在反复掂量各种方案时的那般紧张和忐忑。
不过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两天后他也把思路理清楚弄明白了——30日，军委电告陈、邓：“前电曾要你们攻占毫、涡、蒙三城意见不当，请你们一直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徐砀两线相机行动为宜，并争取五、六日到达”[35]。
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最终敲定！中野、华野两大主力联合作战格局，最终敲定！
10月31日晨时，在确悉统帅部和陈邓最终确定中野主力将“直出徐蚌线”后，粟裕即电军委及陈、邓，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36]。同日亥时，陈邓也电告军委及华野饶粟谭，提出了“与华野同时开始进入战斗”的三个作战方案，表示将力争实现“我以一部协同三广两纵，箝击邱敌一部，其余全部歼灭孙兵团一部或大部”的第二方案，而“第一、第三两方案虽都纯是大消耗仗，但我们当动员部队用一切努力，不顾伤亡，达成箝制邱孙两敌之任务”[37]。
陈邓还主动提出：“因华野作战计划中未派队攻击徐蚌段，我们拟以豫皖苏部队担任”[38]。
11月1日17时30分，军委复电陈邓，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并同意由陈邓临机决定所提出的三个备选方案[39]。次日午时，陈邓复电军委，报告当面敌情并提出根据新的敌情拟定的三个备选新方案，并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华野三纵与我们电台还未弄通，请粟谭转令该纵注意勾[沟]通”[40]。
至此，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统一指挥关系得以确立。
如今有很多文字都在称道粟总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建议“由陈邓统一指挥”的“高风亮节”，这当然是有理由也值得称道的——粟总的确是一位具有“高风亮节”人格的百战名将。但笔者以为，在作军事学术探讨时似乎不必过份渲染这一点，过份渲染就有“矫情”之嫌。因为无论于情于理，还是于指挥关系、指挥效率和指挥威望而言，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身为中原局领导人的陈毅、邓小平都是当然的指挥者（本来还应有刘伯承，但刘当时正率中野一部在豫西牵制敌华中集团黄维、张淦两兵团，是否会进入徐蚌战场尚取决于敌华中集团援徐兵力之动向），这也是统帅部乃至粟总本人早在年初就已达成的共识。粟总提出“陈邓统一指挥”固然含有“高风亮节”的成份，但更主要的还是两军联合作战大局的客观需要。
除非陈邓此前选择的是“出淮南案”——那样两军就不会存在“统一指挥”问题！
而同一时段里，国民党军方面也预感到大战在即，也在操持着“统一指挥”问题。
杜聿明那个“进攻山东计划”流产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也发现了中野主力的攻郑企图，10月23日——也就是毛泽东提出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加入徐蚌战场与华野联合作战的同一天，为了集中华中、徐州两大集团的兵力联合作战，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将军向蒋介石建议：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除徐州外的各大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外围，华中“剿总”第十二兵团4个军进出于周家口附近，依情况策应徐州“剿总”或华中“剿总”，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大集团的作战[41]。
据时任国民党军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将军回忆，当他带着何应钦的建议和相应的方案准备飞赴北平向蒋介石报告时，顾祝同唯恐触犯了这位最高统帅的小心眼儿，还再三嘱咐郭汝瑰：“要报告总统，白健生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
孰料蒋介石这回非常“大度”也非常痛快：“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同时还命令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官宋希濂将军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给白长官当副手。
当日下午，郭带着蒋的指示飞返南京，向何应钦、顾祝同覆命。次日，何应钦即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指示（史称“蒋介石酉敬防挥电”），其主要内容为：放弃郑州、开封，实行保持徐州，加强徐、蚌间防御的部署，徐州方面“取攻势防御，逐次消耗共军并巩固徐州附近地区而确保之”；而华中方面的黄维兵团并指挥第2、第15军，索中原野战军主力进剿，“如刘伯承主力越过平汉路东进，即先机推进周家口附近，适时联系邱清泉兵团夹击而歼灭之”，必要时可以放弃南阳。
命令还规定，郑州守军撤回黄河以北，准备“打游击”，孙元良兵团第41、第47两军向宿县、蒙城各城附近转移，尔后控制蚌埠机动，其第99军车运蚌埠；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应以主力守备商邱；邱清泉兵团应机动控制于砀山附近，依情况协同黄维兵团夹击进出于黄泛区之刘伯承部；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应以主力控制于运河以西地区台儿、枣庄支线，担任守备；黄百韬兵团、李弥兵团分别控制于阿湖、新安镇、八义集各地附近，“切击南窜之共军，应援东海方面之战斗”。加强徐州、蚌埠、淮阴之工事，“务期坚固守备，以形成机动兵团之核心”。[42]
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军方面对共军策划了近月余的“歼黄作战”，仍然毫无察觉。
何应钦还同时还电告白宗禧，告以由他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剿总”部队的决定。
这事儿往好里说哩，是“党国危难’，用人之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委座用得着“小诸葛”的脑子也用得着白长官的兵马了（华中“剿总”的张淦兵团是桂军嫡系，白长官不点头，蒋介石也调不动）；但要往坏里说哩，那就是“乱世功名值狗毬”，这不好干的难事儿破事儿得有人来替“委座”担戴。
跟“委座”一样喜欢揽权喜欢领兵的白长官乍一闻听“委座”的重托，很高兴也很上劲儿。
10月30日，白崇禧飞赴南京，与何应钦、顾祝同等会商“统一指挥”事宜。会商当天，白长官不但表示同意指挥徐州集团，而且主动提出，不仅华中集团的黄维兵团可以转用于阜阳、太和、上蔡地区，就是桂军嫡系张淦兵团也可转用于这个方向。
然而一夜之后，白崇禧却突然翻脸。不但拒绝出任统一指挥之职，而且坚决不肯将桂军嫡系张淦兵团调往徐蚌方向。原来那“一夜”是非同寻常的一夜，李宗仁、刘斐、覃戈鸣等同侪幕僚都先后对跟白长官痛切剖析这个“乱世功名”的利害得失：徐州集团兵马在陇海路上摆了个首尾不能相救的一字长蛇阵，态势非常不利，随时都可能被华东共军“腰斩”，而徐州“剿总”如邱清泉等一干“天子门生”们，那就是一群骄兵悍将，紧要关头健公你是不是招呼得动，那还真是不好说！真要出了问题健生兄你可就得负失败之责，那时候委座想怎么着整治你就怎么整治你！徐州那个“十字架”那差不多就是座坟墓的标记，委座面前现在就是摆着一个陷坑儿，他这是要我们桂系的兵马去替他填这个陷坑儿他好从我们身上蹚过去……
“小诸葛”被说动了，决定还是留在武汉“静观风向”。[43]
这个日子，跟“华东共军”的粟总向军委建议“陈邓统一指挥”，是同一天。
白崇禧拒绝上任，“天子门生”宋希濂也拆了“校长”的台，而且拆得比白长官还要早：10月26日，就连白长官都还沉浸在“重掌重兵”的受宠若惊欢天喜地之中，他却以“到鄂西后情况渐明，正在作种种规划和积极部署以及自己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由，“请委座收回成命，另择贤能”。
其实宋将军真正的理由与白长官非常相似：徐州前途很不乐观，邱清泉骄横跋扈，“向来目中无人”，孙元良虚伪狡诈，“把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两位都是不好相与的主儿……
白、宋都拆了蒋介石的台，刘峙又不堪重任，转来转去，蒋介石又想到了杜聿明。
蒋介石与杜聿明（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
东北失陷，杜长官其实已经闲了起来。但就是这样，他在接到蒋介石11月3日发来的“即请到蚌埠指挥”的命令后，还是以“要指挥葫芦岛撤退”为由拖延了一个星期，才跚跚来到徐蚌战场。而那个时候，黄百韬已在碾庄被粟裕给结结实实地摁倒在地，徐州这个十字架上也已火势熊熊……
而差不多就是同时，共军方面已经达成共识且迅速确立了统一指挥关系。
杜将军后来坦承：“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也是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被背上放弃徐州之罪名，受国民党舆论的指责，对于个人不利，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御放弃徐州之责”[44]。
党国存亡之秋，大厦将倾之际，国军名将们，竟然没有一个愿替“委座”分忧解难！
这是一场决战前的决战，双方阵前尚未交火，阵后却已见分晓。
